“重回校园的路，肯定不是轻松的。”下定决心后，寇馨升没有贸然辞职，而是选择在职备考。上班前、午休时和下班后的闲暇时光，被用于争分夺秒地学习。压缩社交和游玩时间，顶着可能失败的焦虑，这样的生活，寇馨升过了3年。

不久后，今年7月15日，寇馨升收到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他拆开快递，取出录取通知书中的两颗来自嘉兴南湖的莲花种子，小心翼翼地握在手中。开学前去报到的路上，为防止发霉，他将两颗莲花种子封装在了纸袋子中，一颗放在了家乡东北，一颗放在了南开大学的寝室抽屉中，持续激励着自己的梦想。

从职场回到校园后，寇馨升和李敏虹一样，都更加珍惜这一段来之不易的“回流”时光，“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浑浑噩噩，只想着去放松，现在觉得和老师、同学们相处的每一段时光都很珍贵”。

“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知识‘扔掉’后已经忘了。”寇馨升花了一个多月才解出一道最简单的微积分题，第一次做英语阅读理解，只认识基础词汇……寇馨升没能在第一年实现梦想。第二年，他犹豫再三，放弃了一所可调剂的学校后，准备“三战”南开大学。

在大家看来，寇馨升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国企做合约工程师，拿着一份还不错的薪水；即将续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没有太大的工作压力，下班后可以随时休闲聚餐。

直到一段感情上的变故，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时，萌发了自我提升的想法，“我离开学校太久了，从事的都是单一工作，感觉自己的综合能力和素质都在下降”。

恰好在此刻，寇馨升看到南开大学一篇有关录取通知书里两颗种子的文章，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一颗留在家乡，不忘初心；一颗带来校园，见证成长”。寇馨升回忆起自己18岁时对南开大学的向往。他知道重回校园不容易，“现实阻力很大，但要冲就冲自己最想去的学校”。

针对“大龄读研是否值得”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谢鑫认为，大龄读研或留学“一般意味着他们从劳动力市场返回了学校，从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者角色转变为积累人力资本的学习者。社会虽然暂时失去了一批劳动者，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国家知识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发展有利。当前，国家通过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来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而有工作经历的大龄人员是其重要生源。”

除了理想和情怀，30多岁的他们重返校园也有一些现实的考量。从程序员转行外企产品经理的秦琼不是第一次重返校园，她说：“如果我想要换个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原本的专业背景是不占优势的，甚至连面试机会都不会有。”

最近，已经熟悉新环境的他常约着同为研一的00后同班同学一起打羽毛球，“会有一种穿越感，想起十多年前的自己。现在的我，还是本科时的样子，我还是那个少年”。

本科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后，李敏虹做过护士，也做过健康管理师。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病人让李敏虹对心理健康问题非常好奇，“那段时间怀孕，我也在想小孩的心理成长是怎样的？掌握心理学能对孩子成长有什么助益？”

最火的网赌app“重返校园的感觉真好！80后也可以像00后那样朝气蓬勃。”35岁的寇馨升如今是南开大学的研一新生，开学后，他迅速“融入校园中”。

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如期而至，初试、复试、层层筛选，时间的车轮驶过期待和焦虑参半的日夜。寇馨升在回吉林的火车卧铺上看到了南开大学的拟录取通知信息，他控制不住情绪，给周围很多人发了消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那一刻，既有喜悦，也有对未来的迷茫”。

尽管有多年的职场经验，高强度的知识传授和陌生的校园环境，也一度让寇馨升手忙脚乱。“很多知识都是全新的，内容很多，研究方法也是不熟悉的。如果没有及时巩固和其他辅助，很难吸收完当堂课的内容。”

去年，李敏虹完成了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学业，目前在一所学校担任心理教师。此前工作时认识的客户会向她咨询心理和身体健康的问题，朋友和亲人了解到她所学的专业后，也会时常向她请教。她计划成立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帮助女性处理个人成长、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远比我们平常认知到的更重要，我希望用所学的知识帮助她们。”

李敏虹也发现同学们都很友好，喜欢和她这位年长几岁的“姐姐”聊天，听取她的建议。“抱着学习新东西的心态，其实和年纪更小的同学们没有什么差别，大家都是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

出国留学后，毛佳在校园里结识了一位50多岁的同学，“他重回校园是为了兴趣，研究萨克斯”。毛佳发现身边很多留学生“会刻意间隔几年，再去选择读研还是申博。因为国外的学费还是蛮高昂的，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明确的规划，积攒足够的钱后，再重回校园，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也是很好的选择。”

“我不想把自己安排得太累，出国留学就像是人生的一段精彩体验。”留学回来后，她的生活节奏反而更注重“松弛感”，“会安排更多的时间健身、学习、听播客，偶尔会在社交账号上回忆留学生活，分享一下世界各地的旅游攻略”。

谢鑫分析：“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大龄人员辞职读研或留学是一种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经济、时间等方面的成本与机会成本、应对未来不确定的职业前景；另一方面，也能结合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知识、技能和学历水平，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工作后的经济独立和一定的储蓄，也构成一部分他们重返校园的底气。33岁从某国企辞职的毛佳(化名)说：“因为学的是语言学方向，本科期间就想要出国留学，但由于财务方面的因素搁置了。工作十多年后，攒了一些钱，慢慢地，这个愿望就可以去实现了。”

李敏虹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自我认知”，“20多岁，我觉得一切都挺好的，那时候也没有太高的认知，但是读的书越多，就越会发现自己的无知。现在想要的，或是思考的，会比以前更多，想要做的事也不会停留在只为满足自己”。

“在牛津大学读书，可能只是我人生中1/40的部分。”如今，毛佳回到长春，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回到“老岗位”，继续从事针对各年龄段的国内外英语考试辅导。

好在她的丈夫非常支持她的求学计划，还会帮她一同分析这段时间的学习情况和效率。李敏虹删除了手机上许多社媒软件，屏蔽外界声音。每天，李敏虹都把要学习的内容录下来，一边播放，一边照顾孩子，“锻炼自己快速切换状态的能力”，逐渐地走出低谷期。

已婚的李敏虹面临着不同的困境，第一年备考身怀有孕，专业课成绩很好，但政治差了一分。第二年，她坚信自己一定可以考上，但是受到产后激素波动的影响，一度陷入消沉；作为新手妈妈，她边备考边带娃，差点放弃。“孩子一旦醒来，我就要全身心地照顾，喂奶、换尿片、陪伴玩耍，只能在孩子睡着的间隙学习。”

“重返校园确实为人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始机会，更重要的是怎样去把握这样的机会。”李敏虹觉得“重返”的选择，促使她“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和内驱力，更明白自己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