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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一生热爱祖国、情系桑梓，紧紧地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结合在一起，坚持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以其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深受全国人民、海外华侨的尊敬和爱戴，永远值得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敬仰和怀念。

陈嘉庚先生情牵祖国、心系统一，始终致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在抗战时期就提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的口号，号召海外华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51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爱国华侨永远不会向帝国主义低头》的发言，坚定拥护抗美援朝，认为“凡背道蔑理，违反信义，结果必然失败”，表示我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我国出兵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波及西北、西南五省区。陈嘉庚坚决谴责，他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国外华侨，过去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满洲国’，今天同样也不会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他还就中印边界问题严词责问印度当局，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陈嘉庚对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十分关切。1950年7月，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破坏远东与世界和平的声明，他在《福建日报》发表谈话表示，“台湾是我中国的领土，而且归还中国早已成为事实。”1956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很快会深入到台湾同胞的心坎。1956年10月，他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呼吁，我们希望海外的国民党人能回到爱国的行列来，共同推动和平解放台湾事业。1958年9月8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台湾、澎湖列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华侨将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泽东主席旗帜下，在解放我们的领土的事业上，贡献一切力量”。晚年的陈嘉庚还念念不忘祖国统一，请人在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留下遗嘱“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这不但是陈嘉庚的遗愿，也反映了海外侨胞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今天，我们纪念陈嘉庚先生，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齐心协力共同创造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美好未来；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要全面贯彻党和政府的侨务政策，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维护侨益，更好发挥海外侨胞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广泛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陈嘉庚先生立场坚定、为国为民，积极参与人民政协创建并认真履职。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陈嘉庚积极响应号召，于5月4日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侨团大会，代表120个侨团致电毛泽东同志：“盼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迅速建立联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华侨利益。”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同志致电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陈嘉庚当时已是76岁高龄，仍坚持万里迢迢回到“梦寐神驰”的祖国参加新政协。他在离开新加坡回国前夕，回答美联社星洲分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即将建立联合政府的新中国效力。6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出筹备会常务委员21人，陈嘉庚名列其中，并作为第六小组组员参与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工作。他在筹备会上发表的讲词中坦率提出“选择新政协代表，却应十分审慎，否则宁缺勿滥”的重要建议，得到大会采纳。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陈嘉庚作为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大会发言，表示“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来说，他的内容不只反帝、反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且积极地提出为中国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具体方针，又恰当，又切实”。他还提出七项提案，内容涉及教育、科技、投资建厂和政府工作等诸多方面，每项提案都说明了案由、附有论证，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全部被大会接受并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在人民政协，他始终尽心竭力，认真履行职责，每次政协大会都有针对性地发言、提出建议和提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各项工作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做到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陈嘉庚向大会提出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从左到右横排，最终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1956年我国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嘉庚对此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他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了……这有力地告诉国外华侨：国内的资本家是同全国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起这样高高兴兴地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就培养航海、水产和会计人才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在1957年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他就橡胶工业原料问题作了全面发言，从橡胶生产的发展历史、橡胶的制作过程，到当时国际橡胶制品及原料使用情况和发展趋势等，分14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他在耄耋之年，多次视察访问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以亲身的经验积极为国家建设事业建言献策，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等重要提案。在他的主持或推动下，鹰厦铁路、高集海堤、集杏海堤、华侨博物院等相继建成。

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支援革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实业报国，在南洋从事橡胶垦殖业、橡胶制造业和其他工商业活动，树立了华侨华人在海外艰苦创业、诚实守信的成功典范。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1928年日本侵略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出任“山东惨案赈济会”会长，募捐救济被害者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团结抗战”伟大号召。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发动全南洋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精心筹划组织，带头捐款捐物、认购国债，使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投降妥协气氛弥漫重庆的紧张时刻，他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并获通过，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的过程中，陈嘉庚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理解与认同。1940年，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访问国共两党，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望和延安的政治清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据实发表关于延安观感的演讲，向国内外热情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陈嘉庚坚定不移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尽心尽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以南侨总会的名义，代表南洋华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众两院，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撤走美国的海陆空军和一切武器，还发出南侨总会通告，痛斥蒋介石政府“一党专制，一夫独裁”。他创办《南侨日报》，发表文章深刻揭露蒋介石集团卖国独裁、贪污腐败的罪行，指出反共反人民的不义战争一定要失败，中国人民有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周恩来同志称赞他“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

账户登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永远铭记所有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今年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爱国主义者、教育家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先生曾作为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应邀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来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为人民政协的创建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嘉庚先生热心教育、兴教兴学，为祖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出生于清末，对民族危亡有着深刻认知，青年时期就立志教育兴国，认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一生抱定“诚以救国既无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的信念，倡导“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思想，始终以“办教育为职志”，身体力行、不懈努力。1913年起，他先后在故乡创办了集美小学校、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女子师范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专门学校。1921年，他一手创建了福建省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厦门大学，设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21个系。他还资助闽南各地中小学70多所，鼓励和带动华侨在家乡办教育事业。为了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增进他们同祖国的联系，陈嘉庚以巨大的热情发展侨居地的华文教育事业。他倡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宏伟的华文中学。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的经济事业遭受极大挫折，许多人劝他停发办学经费以维持企业，但他断然回答“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不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当某外国垄断集团以停止维持厦大、集美各校为条件愿为提供“照顾”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他曾说过：“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与社会绝无关系也”。他对教育可以倾其资产，自己却克勤克俭。据有关统计，捐资办学和为办学支付的银行利息占陈嘉庚总支出的92％，捐赠其他公益事业、还债及佣金等占总支出的6％，家庭费用仅占总支出的2％。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仍不释手教育事业。由新加坡迁回家乡定居后，他把余生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各学校的修复、扩建中。他对华侨学生的教育非常关心，在1960年向创校之初的华侨大学捐赠500万元外汇，专门用于进口学校需要的先进仪器设备和建设材料。临终时，他将余下的300多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教育和公益事业。黄炎培先生评价他“尽其所入归公，一点不留私有”，展现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百折不挠、矢志教育的崇高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