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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客体育最新版十八岁以前，茨姆的世界里只有家、村庄、村外的草原与湖泊、二十几只牛羊和六匹马，还有偶尔去的县城。 她生活在香格里拉西北方向的纳帕海景区。她十岁辍学，十五岁获得第一份工作——抱着羊到村外的山坡上与游客合影。又两年后，在父母的催促下，她与一个见过三次面的男孩结婚。 这样的世界，在她现在看来，有些小，且不算有趣。 直到2011年，十八岁的她在山坡上遇到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剧组。她成了剧组见过的“最爱提问的被拍摄者”，她对城市充满好奇，她冲着镜头问：天上有没有飞机的路？上海最高的房子有多高？她的口头禅是“不是吧”。剧组将她带去上海游玩，她第一次离开香格里拉。在后来寄给剧组的感谢信中，她提到，自己有一个开客栈的梦想。 十年后，当竹内亮的剧组再访纳帕海时，茨姆的民宿刚刚开业，她显得更明快、干练和笃定。茨姆从“抱羊女孩”变为“事业女性”，在互联网上，两个片段都让她走红。 但十年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温情与励志以外，故事有更多层面。茨姆知道，自己生活在新与旧之间，有些她已奋力冲破，有些她仍未企及。2011年，纳帕海高坡上，茨姆抱小羊时的留影，现在贴在民宿的墙上。 受访者供图 牛，羊，马 比起十三年前在镜头中的样子，茨姆更白也更瘦些，普通话更流利，语速变得很快。她还是喜欢穿藏式服装。 2024年5月下旬，当地旅游的平淡期，茨姆没有那么忙碌。紧邻纳帕海的东北角，她管理着家里的十六间客房。 在这里，她是老板也是员工。她一天的开启时间不定，主要取决于客人想几点吃她煮的米线作为早餐。一上午，她要退房、查房、打扫房间，开车来回近一小时，去机场或高铁站接送客人。下午是藏服摄影的高峰期，她负责帮客人化妆、搭配衣帽，然后继续为新客接站、办理入住。到了傍晚，则要开始准备客用晚餐。 民宿招不到长期的员工，“因为村子离县城太远，留不住人。”妹妹和丈夫可以帮忙，但很多客人是冲着她来的。正办入住的客人打听她在哪里，一下午，退房的两拨客人都要和她合影。有些人专门等待她的空闲时间和她聊天。她热情又感激地接待每一个人，常说“扎西德勒”，发微信时，每段话的结尾都会配上拥抱、微笑或是玫瑰花的表情。 完全称不上闲适的生活，茨姆说，她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去县里逛街或是认真看一部电视剧是什么时候。但这也是她渴望的、在过去无法想象的生活。 最久远的过去，她和姥姥姥爷、妈妈爸爸还有妹妹生活在一起。姥爷养了六匹马，预备在若干年后换成钱，供她上中学和大学，他年轻时在外地当过兵，是家里最支持教育的人。 2003年，姥爷突发胃出血离世，家里顿时“乱了，穷了”。不久后，十岁、刚上四年级的茨姆辍学了。 头几年，她为家里背柴、做饭、挤牛奶，春秋季种田，夏天继续放牧。村里有个马场，她偶尔去给游客牵马——自2000年启动西部大开发后，涌入香格里拉的游客越来越多。 十五岁时，妈妈买回来一只小羊，在村外的山坡上，茨姆开始抱着羊与游客合影。那里是往来梅里雪山的岔路口，可以俯瞰整片纳帕海草原，常有旅游大巴经过，但鲜有停下的。合一次影，每人收费五元。最多一次，她一天赚了六十元。 更多时候一无所获。唯一热闹的季节是冬天，纳帕海吸引来许多候鸟摄影爱好者。他们总是自言自语，晚上还得回县城住，这附近有住的地方就好了。她把这些话记下。 刚离开学校时，茨姆没有感到不平，因为“大家都这样”。她是家中老大，妹妹比她小六岁。那时，村里流行老大当家的风俗，无论男女，长子们的第一要务是帮忙家事、奉养父母、照顾弟妹。左邻右舍间，比她年长或与她年龄相仿的长子们，大多小学未毕业就辍学，“甚至有些从没读过书。” 渐渐认为不对劲，是在马场牵马时，她发觉自己听不懂游客说的一些话，或见到一行字，即使都认识，也总不明白意思。相比之下，同在那儿牵马的，“读到六年级的人就都能理解。” 然而，沮丧之后，她无计可施。 她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所在的村子离县城有七八公里的山路，“感觉上却有七八百公里远。”她从未离开香格里拉，家里的电视机是用来探知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电视信号总是断，父母就去院子里，把那卫星锅转呀转的。但频道还是一直减少，到最后，只剩下央视、云南卫视、湖南卫视等四五个频道。她唯一记得住的电视剧是《还珠格格》。 每天早上七点，她会带着青稞饼和水，抱着小羊爬上高坡，坐在石头垒起的矮墙上，天快黑时才回家。周围的牛、羊、马永远比人多。有时候她一天见不到一位游客，就绣十字绣打发时间。日复一日，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尽力完成，“但没有太大意思。”怎么才可以有意思，她自己也不太明白。 面前的纳帕海开阔，能看见几十公里外的云在下雨。风光随季节变化。秋天，雨水丰盈，雪山融化，水涨起来成为一片湖泊，汇入长江支流。这也是纳帕海的“海”字由来。而到春天，气候干燥，水退了下去，露出草原与湿地。茨姆和姥姥、妈妈在一起。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好奇的人 2010年，17岁的茨姆和21岁的洛桑结婚了，“一个亲戚家的阿姨嫁到别的村，说那里有个小男孩，可以结婚。”婚前他们见过三次面。 洛桑是家里的老二，不当家，所以要“嫁”过来。洛桑是个好人，见人和气，口头禅是“好——好。”但是没有爱情，茨姆说。她可以拒绝这段婚事，条件是必须自己再找一个立刻结婚，“我上哪儿去找？所以我不能说反对的话。” 她像接受辍学一样接受婚姻的安排——她的姥姥、妈妈都在十几岁时结婚，她的同龄人也是。而后，生养两至四个孩子，做饭、洗衣服、挤牛奶、割青稞，千百年来，度过一样的生活。作为长女、未来的当家人，她需要遵照这个模板。更主要的是，她“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 转折发生在次年。 2011年的春夏之际，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剧组踏上了纳帕海湿地。竹内亮与中国妻子新婚，“想探索中国的故事。” 按计划，他们要拍摄住在县城近郊的一位养马人。拜访养马人前，竹内亮提议找一个制高点，拍下主持人阿部力俯瞰纳帕海的表情。他们开车上山坡，无意间进入一道写着“纳帕海旅游景区”的石门，抱着羊、穿着藏服的茨姆就坐在门后。 阿部力提问了海拔与天气，一开始，茨姆“不太爱说话”，普通话也生疏，问一句，答一句。剧组的人轮番与她合影，阿部力替她向游客招揽生意。 “外面来的人”，白一些、普通话标准一些——从前茨姆也试过和他们搭话，不过“一个团二十个人，问这个也不理我，问那个也不理我。”于是她习惯沉默。直到剧组的靠近，双方越聊越多，涉及工作、旅途、各自的生活。 导演的本能发挥了作用，竹内亮决定将拍摄的主人公替换为茨姆。征得茨姆的同意后，第二天，剧组开始跟拍她的生活。大约是三四天后，在干涸的纳帕海上，阿部力问茨姆，上海跟拉萨，更想去哪一个城市？茨姆毫不犹豫地说，上海。她回忆这个答案背后的逻辑：“拉萨虽然也远，但作为藏族，一生肯定会去。”从精神和物理距离上来说，上海都要更遥远、更珍贵。 而后，得知纪录片的终点、长江的入海口都在上海，茨姆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去上海要多久？上海最高的楼有多高？去上海的飞机能坐多少人？天上有飞机的路吗？ 摄像杨林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撼，“通常都是我们拍摄者提出问题，被拍摄者总是在被动的状态中。但茨姆总跟你提问题，她对未知的世界有非常强烈的好奇。” 被打动的还有阿部力和竹内亮。当天回酒店的车上，阿部力提出想带茨姆去上海，竹内亮表示赞同，但杨林反对，“咱们是拍纪录片的，不能介入、改变别人的命运……你带她去上海，会改变她未来生活的走向。” 阿部力则坚定地说，和拍纪录片没有关系，茨姆已经成了朋友，只是帮一个朋友实现心愿，为什么不可以？ 三人争执不下，但一致同意，他们从茨姆身上体会到一种亲近。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也好奇茨姆的故事、长江沿岸的世界。这与茨姆的好奇是相似的。这和城乡、阶级、年龄、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有关的只是“不同”。因为想探寻彼此的“不同”，两方好奇的人碰到了一起。 最终，杨林妥协了，“沉浸式地拍纪录片，哪一部分是工作，哪一部分是生活，你其实很难划分清楚。”茨姆与妈妈在上海，这张照片贴在民宿的墙上。 受访者供图 “不只是这样” 去不去上海，茨姆家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小舅跑来和姥姥说，过些时候你就哭吧，好好的女儿、女婿、外孙女都回不来了。”妈妈听了也害怕，却表现出一种赌命式的支持，“妈妈说，还是要去，如果把我在上海弄丢了，她也就跳江不回来了。” 起先，剧组只打算带茨姆一人去，为让她家人放心，就说带着妈妈去，“他们依然怕村里人说闲话。”杨林说，最后剧组提议把爸爸也一块儿带去，“他们还是考虑了好多天，左右摇摆。” 等待十来天后，竹内亮通过香格里拉政府开出证明，“是合法拍摄的剧组。”茨姆终于找到杨林，说，她、妈妈、爸爸，决定无论如何要和剧组一起去趟上海。 之后的很多情境，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剧组带领茨姆一家游玩外滩、南京路、东方明珠塔等地标。在地铁里、黄浦江边、百层高楼上，茨姆总是兴奋，不断惊叹。回到香格里拉后，她通过当地政府，给剧组寄出一封感谢信，写道，上海之行“给我留下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 在上海，她第一次醉氧，第一次烫头发，第一次去KTV，第一次买了一条她称为“便服”的粉蓝裙子；剧组给她买了个蛋糕，她过了人生中第一个生日。不过那天并非是她的出生日期，其实她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谁也不知道。”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突然觉得“被打开了”。她说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节点——入住上海的酒店时，她发现房间里带卫生间。 十三年后，在她自己的民宿中，她努力解释这种抽象的感觉：原来她根本不知道房间里可以有卫生间。所以，卫生间在这里并不只是卫生间，而是一个启迪，她发现世上有许多“不只是这样”的事物。早在去上海以前，她就模糊地规划过开民宿，“大概就是能提供床位就好。”去了上海她才知道，除了床，还应有卫生间。 也是从那一刻起，她不想再抱羊了。“至少要继续学习”，比方说，找一份能学到东西的工作。辍学的苦闷、被安排生活的不满——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出口。2022年，竹内亮重访纳帕海，茨姆已在经营自家民宿。 纪录片截图十年 从上海分别后，大家默契地回到自己的生活。只有杨林与茨姆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的两三年里，为其他拍摄工作，杨林又去过两次香格里拉，两次想看望茨姆。有一回，茨姆不在家，家里多了个据称是她儿子的男孩。还有一回，他们家办丧事，茨姆忙于接待、做饭。 看到茨姆仍在平静度日，杨林放下心来。那以后，两人几乎不再联系。 直到2021年，学习汉语、搬到中国近十年后，竹内亮决定重走长江。次年夏天，他和杨林再次来到茨姆家的庭院时，这里已然成了一家民宿。陈旧的院子被重新装修，铺了地砖，养了花，两侧搭出十六间客房。茨姆熟稔地接待客人，打点民宿各处，他们感到惊喜，她“成熟了，讲话流利了，像个老板了。” 一切改变，始发于上海，又不止于上海。 从上海回到香格里拉的三年内，茨姆接连生下两个孩子。2014年，村里的朋友叫她一起做向导。两人在公路上招揽自驾的车，陪着去松赞林寺、普达措、纳帕海等地方。这是第一份让她享受的工作，她喜欢接触人，尤其是外面的人，喜欢听他们讲故事。 又过一阵子，她去马场帮忙牵马，认识了一位昆明来的创业者，被其邀去独克宗古城的一家小吃店上班。她是店里唯一的员工，常常早晨五点多出门，夜里十一点才回。 没多久，老板离开香格里拉，小吃店也歇业了。正发愁要做回家庭妇女之际，一个熟客又找到她，说自己在古城开了民宿，缺人手。 她认为那是她生命中第三个关键时刻，头两个分别是认识竹内亮剧组和去上海——总之，她欢欣雀跃地走入这个时刻。一切从头学起，铺床、清洁客房、操作电脑。两个月后，她升任店长，兼管前台、客房、餐厅。 妈妈吵着要她辞职，“刚开始只有两千块的工资，又累。家里面的忙又一点帮不上。”过年，她为民宿的客人做年夜饭，不帮家里做，“回家就吃，吃了就睡觉，睡醒了又去上班。”这不符合本地对女性的要求，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学会了开车，花六千元买了辆接近报废的二手车，“每天闭着眼睛开过去，太累了。”但是快乐。车总是熄火，得在路上拦人推车。但是快乐。冬天下雪，车打滑，上不了长坡，快到古城时，她要下车步行几公里到店。但是快乐。 那是她“最充实、最有干劲”的一段时期。她喜欢做民宿——抱小羊、牵马、做向导、打工，这些工作都是别人“给的”，不像做民宿，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只属于她自己。她去做这件事，是因为她主动想去做。这点意义非凡。 两年后，她自觉掌握了民宿的管理与运营方式，又见来纳帕海的游客越来越多，家里两个孩子都去上了寄宿学校……2019年，她想开一家自己的民宿。她被建议：想要做事，就早点做，不要拖延。 她立马动身筹钱。早期不敢把账算得太清，“怕吓到家里人，也吓到自己。”毛估了要一百万元。根据当地政策，一个户口能贷款三十万元，她动员家人一起贷。开始建设后，资金链断了好几次。她就找更多的亲朋借款。洛桑的货车、家里的两头牛也都卖了。为省钱，她和妹妹追玛自学设计，自画图纸。 2021年年底，在上海之行的十年后，茨姆开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宿。英文名则是妹妹追玛起的，Aurora（极光），原本只认为是个好意象。后来，她回看2011年的纪录片，才发现，取景外滩时，这个单词在楼宇间一扫而过。又一个遥相呼应的缘分。临近晚饭，茨姆将火炉生起。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新与旧之间 执着于开民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使面对家人，茨姆也很少提及：她需要一份事业换取自由。 早在古城的民宿打工时，茨姆第一次注意到，有许多女性住客，休假的、辞职的、退休的，一个人背着一个包就来了。住两天，再去梅里雪山转山。她忍不住和她们交谈，“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她们怎么可以一个人出来？” 自茨姆记事起，村里就有规矩，“结了婚的媳妇，不能一个人在外面过夜。” 今年5月，我在纳帕海草原上找到四位已婚妇女，年龄分布为三十至六十多岁。大家都说，在当地农村，这样的风俗是默认存在的，如有违背，父母不会支持，老公也会生气。原因则很难总结，是对媳妇的保护也好，束缚也罢，“反正一直是这样。” 34岁的卓玛在草原上给游客牵马。她只有过一次长途旅行，是和三四个好朋友一起去西双版纳，“和老公出去可以，和其他家人朋友出去也可以，如果老婆一个人出去，就有可能被说闲话。” 另一位四十岁出头、负责给游客照相的妇女说，这两年，村里自由恋爱的新媳妇或许可以不守这个规矩。她有个女儿，她不打算让女儿受任何限制。但她自己这代人，及她的女性长辈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也将这样过下去。 如果没去古城打工，如果没见到那些独行的女住客，茨姆想，她大概也愿意“这样过下去”。但现实正相反，从那时起，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其实民宿里有员工宿舍，但是爸妈、丈夫都不许她住，要求她每晚回家。她只能每天通勤。很累，也有点伤心。也是从那时起，她会想象，一个人坐汽车、坐飞机、在陌生的城市闲逛、睡在陌生的房间，会是什么感觉？她认为那是一种“自我的完整”。 独自远行成了新的渴望，但她绝不贸然展露这种渴望，因为结局一定是“和家里吵架”“被村里人非议”。她不想让家人为难，她要温和地进取。 因此，在她的设想中，获得自由的方式只有一个——村里默认的另一条规矩是，如果你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你可以自己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证明你成熟，有能力，可以只靠自己。” 多成功才算成功？茨姆也答不上来，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没有前人做榜样。对她个人而言，等她把民宿的分店开到拉萨去，可以算作成功。在她的想象中，届时，家人、村里人都将认可她，她将有底气，要求一点小小的“自由”。 然而，如果一个女性连独身外出的权利都受限，她就很难拥有并经营好事业。茨姆表示赞同，“这就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她要走的路径。 妹妹追玛有不一样的路。 追玛比茨姆小六岁，却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父母默许她一直上学。她最终考上了昆明的大学，目前已毕业两年，正在家备考公务员。从没有人催她结婚，以后，她想自己去丽江或大理生活。她坦然地向家人说出这些，全家都支持。 姐妹俩说不清变化产生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互联网发达了，有新思想。也或许因为国家政策，明禁早婚……老人们的想法也在变。”可以明确的是，传统正在割裂，而茨姆的生活恰好在新与旧之间。 追玛感谢茨姆。小时候，姐姐把孩子辈要做的家务几乎包圆了，所以她可以安心读书。姐姐在古城打工，工资都拿来给她缴学费。古城的招工市场里，姐姐很吃香，“因为她是最老实的那个。”从不要求老板涨薪。她有时候甚至觉得姐姐“负责过头”了，拿着微薄的薪水，一人管一家店，心甘情愿地“一个人被当成几个人用。” 从上海回来后，姐姐确实“想法多了点”。但也仅限于念叨房间里要配个卫生间，有机会要出去打工。姐姐很会藏事，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自己消化掉。姐姐几乎没有和家人红过脸。姐姐也从不和家里提要自由的心愿，至于她内心有多少渴望，没人知道。姐姐总是沉稳、顺服又隐忍。 强烈的情感只在不经意间透出。 2023年年底，竹内亮的朋友、纪录片导演木兰来拜访茨姆。两人逛草原，为避寒，钻进一座无人看守的小屋烤火、聊天。茨姆突然说，自己的偶像是叶海洋，一个独自走南闯北、单身生育三个孩子的网络名人。 她很郑重地告诉木兰，“我最不要什么？我不要爱情。”木兰问，那最想要的呢？她答，是“民宿”“成功”“事业”“自由”。 木兰离开那天，茨姆执意替她搬行李箱。因为这支行李箱跨过大洲大洋，她想沾沾箱子的运气，保佑自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2022年，茨姆与竹内亮在纳帕海边聊天。 纪录片截图 上海，东京，纽约 自由在靠近。这两年，茨姆去了不少地方。2022年，竹内亮邀请她去南京做客。2023年年底，香格里拉开通了高铁，她去了一趟昆明、一趟丽江。2024年四月，竹内亮的新纪录片在日本公映，她前去助力。不过，这些行程都是由妹妹或妈妈陪着去的。在她的定义中，这不是完整的自由。 她对外界的好奇只增不减。杨林在加拿大，阿部力在日本，竹内亮在南京——过去她对这些国家与城市没有地理概念，我们一起研究世界地图，预判航线和可能的飞行时间，分析每个目的地的气候条件。聊到兴奋的时候，她像十三年前在纪录片上那样，哇一声，说“不会吧”！ 从香格里拉去日本，她晕车、晕机。到了东京，密密麻麻的新干线，她“看一眼就头晕”。2011年去上海，地铁里的人也多得让她喘不过气来。但两趟她都玩得很开心。她说，其实她不喜欢城市生活，但是她要有选择权。 未来，她还想去纽约找木兰玩，“一个人去。”当然，按她目前的计划，这一天还有些遥远，“就像十多年前，我和家人说我想去上海，太不真实了。”但她信心满满。 5月底，竹内亮的新片在上海路演，邀请茨姆参加。这是她第二次去上海，去这座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城市”。为这次出行，她很庄重地带了四套藏服，因为在当地的习惯中，服装样式要常换新，以示对人的尊重。 去上海，当然还是不能一个人去。她和表妹在昆明机场相会。表妹今年大四，原来是小语种专业，后来改学行政管理。表妹刚写完毕业论文，准备把上海之行当做一次毕业旅行。 候机时，表妹给她示范印尼语，早安、午安、晚安分别怎么说。她听得很认真。 她说，她最平静、愉悦的时光是童年，姥爷当家的时候。每年夏天，她和姥姥、姥爷进山放牧。村里同龄的孩子也都去。晚上，所有人聚在一起烤火，茨姆喜欢唱歌。她许愿，长大后要考大学、当音乐家。姥爷离世，童年和这第一个愿望都破碎了。 极偶尔，她会想起姥爷养来供她上学的马。是滇马，毛扑扑，矮小但强健，适应香格里拉的高海拔，都是能走茶马古道的好马。她最喜欢一匹叫康巴的棕色母马，它的额间有一点点白，前几年老死了。其余的马，在姥爷去世后，都因疏于管理而走散。无人知晓，它们是混入了别的马群，还是走向了旷野的更深处。 （卓玛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编辑 陈晓舒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