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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夏还接过一起外地来沪少女因长期缺乏家庭关爱欲轻生的纠纷，王立夏联动人民调解员+心理咨询师+青少年社工，由三支力量组成一支“三师小组”：心理咨询师为少女提供心理疏导、释放压力；由调解员介入化解家庭矛盾、修复家庭关系；由青少年社工引导参与公益活动、融入社会，最终帮助女孩走出阴霾、放弃轻生念头。

然而，婚姻家庭纠纷总是一波三折。就在女方等待探视的前一晚，王立夏突然接到男方推翻调解方案的电话，理由很简单，他担心女方接到孩子后会做出和他之前一样的举动，不让他探视女儿。为打消他的顾虑，王立夏当即表态：“我陪女方一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她便陪着女方一同去接孩子，周日晚上再陪着送回去。

历时大半年，经过反复调解沟通，最终医方同意将拖欠的医疗费与医患纠纷补偿一并处理，对患者作出合理赔偿，患者也依约出院回家休养，历时十余年的纠纷就此化解。

2020年5月，王立夏接待了潼潼妈妈，潼潼妈妈当时情绪焦躁，她告诉王立夏，她与丈夫已经分居，离婚诉请已经送至法院，尚未开庭。女儿潼潼住在男方家中，按约定女方应于双休日接孩子，却遭到男方拒绝。王立夏了解到，为了争夺孩子，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女方甚至还拨打110报警。然而面对男方拒不开门的态度，警察也是爱莫能助。

金jian身处调解一线，王立夏常常需要倾听家长里短的琐碎，面对人情冷暖，也经常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委屈。但每化解一起矛盾纠纷，就是她成就感“爆棚”的时刻。

1982年出生的王立夏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调解协会副会长、杨浦冰之融法律服务中心主任。14年前，王立夏走上人民调解员的岗位，成为一名上海人口中的“老娘舅”。进入社区基层后，她发现原来社区有那么多纠纷，意识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自学法律，十多年来始终扎根一线。

“患者不出院，院方不赔钱，怎么办？”这成了王立夏要面对的难题。于是她组织了一支由调解员、公益律师、医学专家三方力量组成的调解小组。

如今，王立夏带领的调解团队立足于化解基层纠纷，同时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和谐医患关系、幸福家庭建设、妇女儿童维权、扶残助残等领域开展普法宣传、纠纷化解和公益法律服务，以“线上+线下”、调防结合等多元模式疏导、化解了3万余件矛盾纠纷，努力筑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

同为母亲，王立夏深知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角色不可或缺。她也看出，男方只是想通过藏匿孩子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好在，夫妻双方都对女儿爱护有加，这是关键的突破口。

除此之外，王立夏秉承“每一次调解就是一场普法宣传”的理念，做到在矛盾纠纷化解中普法，在普法中化解矛盾纠纷，更好地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的有机融合，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纠纷排查化解的全过程。至今，她已开展各类公益普法活动160余场，切实提高居民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提升法治宣传的影响力。

遇到棘手问题，王立夏总会梳理经验、结合情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高效调解方法，她以女性调解员的独特视角分析案情、权衡利弊，总能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一起长达十余年的医疗赔偿纠纷也在她的调解下化解。

她从一名街道司法所的基层调解员，到成立社会调解组织开展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工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当事人的一句‘谢谢’，这就是我继续坚持的动力。”

王立夏说：“对于这样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矛盾激化，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民转刑’等恶性事件。”王立夏细细梳理案情，发现夫妻双方原先婚姻美满，因女方认为感情破裂提出离婚，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男方也同意离婚，但双方对孩子抚养权和财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女方诉至法院。这一举动激怒了男方，于是出现了藏匿孩子不让女方探视的情况。

2023年起，王立夏承接了市妇联“妇女维权驿站项目”，以专业力量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妇女权益保护等普惠性维权服务，构建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的联动机制。

王立夏主打情理规劝牌，劝说医患双方各退一步。先将患者转入分院治疗，同步解决争议纠纷；律师主打法律保障牌，全程释法释疑。同时，邀请医学专家开展医疗行为评估，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赔偿方案。

2009年，一名患者因肾绞痛住院手术，术后出现血尿，每日腹痛难忍，与医院协商赔偿不成，霸占医院病床长达十年，历经多次调解，纠纷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患者并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行为影响了其他病患的诊治。

多次电话沟通后，王立夏从双方的婚后生活、财产情况、女儿生活起居等问题入手，安排双方现场调解。在王立夏的劝说下，男方终于同意恢复之前的约定模式，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王立夏的耐心和善意打动了两位当事人。最终在她的协调下，双方放弃了打官司，带着王立夏草拟的协议书至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整个调解过程既解决了当事人的家庭纠纷，又避免了双方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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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体上我向各代表团转达中方的信息就是希望各方把政治纷争搁置一边，专心致志投入到谈判工作中来，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集团，要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现在比如欧盟国家也同意我们的观点。所以这几天我们慢慢地看到，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已经开始降温。

所以要看发达国家下一步怎么谈了。但总的来说，多边开发银行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和引领下也在做努力，各个多边开发银行也表明了意愿，想参与全球气候融资进程。到目前为止，各个多边银行在气候融资方面也给予了支持。他们支持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气候减排和气候适应行动的项目。

中国之所以被发达国家关注，因为它是一个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下一步的动向和立场。

压力来自于，COP29应该是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很重要的一届大会，重要性体现在，去年COP28历史性地达成了要开启一个以公正、有序、公平方式脱离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进程，以便实现2050年全球净零排放。这个进程启动以后，对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如果得不到外部资金的支持，就很难实现自身的转型。

中国代表团对“气候融资”问题高度重视，我们也在分头推动发达国家继续按照《巴黎协定》第九条的规定明确他们的承诺，而且要在哥本哈根大会当年承诺的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他们支持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力度。

从未来巨大的全球气候资金需求来看，很大一部分要靠投资，因此大会要达成新的NCQG目标，这也是大会成果很重要的一点，但这个是发达国家承诺它要量化，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法律义务。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提供一些资金支持。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参与发达国家所应该做的集体量化资金额度，这是他们（发达国家）的事。中国会继续通过南南合作的渠道，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刘振民：过去三十多年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一直是积极推动多边合作，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我们要看到，气候变化谈判的特点，主要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集团性质的谈判。在集团性质的谈判中，大国还是有重要影响的，所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我们既要为我们的影响和作用感到自豪，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所维护的不仅是中国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我们维护的是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立场。

《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来说，发达国家应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提高它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COP29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各方在气候融资议题上能否达成一致将成为未来评价这次大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大会开幕首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官方首次晒出超177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南南合作资金，希望为这次关于资金谈判的大会提供积极信号。但有部分国家认为中国也应该成为这次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的出资方。

当然，重要的问题是希望下一步谈判，大家能够做减法，不能做加法。现在谈判文件越来越长，越来越厚，会导致各国代表团看都看不过来。实际上，真正要体现谈判成果，不在于文件的长短、厚重，关键在有没有内容，关键在各方的立场，各方的共识是否表达得清晰。

刘振民：我个人没有太大压力。但是一周过去了，谈判还停留在技术层面，进展有限，所以剩下一周的时间，谈判任务非常艰巨。对各国代表团来说都有压力。

金jian《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美国大选的阴影笼罩下进行。11月16日，日程已经过半但进展有限，谈判还停留在技术层面。

刘振民：联合国气候大会是198个缔约方参与的大会，本届大会从开幕伊始，就遇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我曾经给一些同事讲，这届大会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分裂与对抗比较严重的阴影下召开的会议。

澎湃新闻：当前国际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这个前提下，鼓励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他们的帮助。第九条还鼓励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来参与融资。发达国家还要通过他们的融资进一步带动更多私人、企业的投资。

“谈判过程难度很大。”刘振民说。他希望在剩下一周的谈判过程中，各方要在形式上做减法，内容上做加法，使这次谈判的成果，既简明扼要，同时又有实质内容，有成果。

另外一方面，这次大会从开幕的头一两天，有少数欧洲国家因为与COP29主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分歧，出现了一些口角上的纷争，这也给这次会议造成了很不好的气氛，让大家很担心欧盟国家会不会支持大会顺利进行，会不会影响这次大会取得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两天我见到欧盟的朋友和欧盟代表团成员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领军者，你们要重视气候变化全球合作，要把这届大会看作是缔约国的大会，而不是东道国的大会，你们要重视这次大会的成果，欧盟要承担引领作用，要放下与东道国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因为你们之间的这点争议与大会是否会取得好的成果相比微不足道。

谈判目标我们很明确，同时我们对于谈判成果的期待也很高，但谈判过程难度很大。我们应当看到，在三十多年来的气候谈判中，美国和欧盟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他们的谈判立场受到他们自己内部政治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COP29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首次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身份参与气候大会的刘振民，这两天的日程更加紧凑，除了出席在中国角举办的边会，他开始密集接受会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各方都非常关注中国下一步的动向和立场。

在11月5日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由于特朗普在上次当政期间退出《巴黎协定》的惨痛教训，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明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后是否会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这成为影响这次谈判信心的一个因素。尤其是以欧盟为首的其他发达国家会担心，美国是否会参与下一步发达国家集体量化资金额度的分摊，所以这是不好的现象，也是阴影之一。

刘振民：今年COP29被认为是“气候融资”大会，说明这届大会的重点议题，或者将来要评价这届大会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它在气候融资方面是否达成一致成果了，所以相比其他议题，气候融资议题就更加重要了。

但是中国代表团会坚定不移地推动谈判进程往前走。我们也推动有关国家要进一步认识到，这届大会必须有成果，必须要有好的成果。因为这届大会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巴黎协定》所开启的全球气候变化包容性合作进程是否中断的问题，许多国家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现在谈判进程过半，我们希望在剩下的一周时间内完成谈判，如果各国能够加快行动，还是能够使这届大会取得好的成果的。

中国和七十七国集团（Group of 77, G77）的共同立场是，希望在这次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中，是发达国家要提出新的资金援助的目标，这在《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得非常清楚。

针对目前谈判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刘振民在代表团办公室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专访，他阐释了谈判的难度，并明确表明了中方立场。

刘振民：周二（11月12日）中美两国与本届大会主席国阿塞拜疆召开了一次峰会，以推动加快行动，减少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将继续去年在迪拜开启的在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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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隐私性强。婚姻家庭矛盾往往涉及个人隐私，因此排查和化解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中，家庭矛盾被视为“家丑”，不愿意公开讨论，增加了排查的难度。

将加强与妇联、民政等部门的联动，形成了合力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应。同时注重发挥社会力量作用，鼓励、吸纳有特长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参加到调解员队伍中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村妇联、志愿者、网格员作用，入户排查婚姻家庭纠纷，一旦发现苗头和线索，及时进行研判和调处，确保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三是封建思想的影响，如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等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存在，这些思想会导致一些家庭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如认为殴打、虐待妻子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

家庭责任缺乏是产生婚姻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感情基础薄弱，婚后为家庭琐事时常争吵，未能相互忍让和宽容，致使家庭矛盾不断升级。

据渭南市司法局分析，婚姻家庭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家庭责任缺乏、感情基础薄弱、封建思想影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以及不良嗜好的影响。

据渭南市司法局介绍，下一步，该局将矛盾排查化解纳入年终目标责任考核，作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重要考核指标，在年度工作要点中明确调解工作目标，不断完善调解工作的制度机制建设，提升矛盾排查化解的质效。督促各县（市、区）加强“以案定补”政策的落实，积极创新思路，采用多种方式，从制度上较好解决调解员补贴等问题，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能力。

六是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婚姻观逐步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选择权和自由度，追求个性化和多样化，如异地恋、同居、单身、晚婚晚育等现象逐渐被接受，滋生了一些不良的婚恋观念和行为。

五是因赡养形成的纠纷。现实中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两代家庭，因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不同，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产生分歧，因此“一个老人能养活一帮儿女,而一帮子女不能养活一个老人”，时常发生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矛盾纠纷。

渭南市司法局还将围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问题，深入开展排查化解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两地分居、招婿、失独、婚姻关系变化等特殊情况家庭的排查，做到纠纷早发现、早化解。对排查出的家庭矛盾纠纷要加大化解调处力度，制定调处方案，落实调处责任人，明确调处措施和化解期限，及时了解当事人的思想、身体状况及矛盾发展变化情况。对多次调解不成功的纠纷，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对不同内容采取不同的疏导调解方法，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好化解工作。

四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以及赌博、酗酒、吸毒等不良嗜好的影响，这些都会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可能导致家庭成员染上这些不良嗜好，从而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极易产生家庭矛盾和纠纷激化。

五是专业调解人员缺乏。目前，渭南市调解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偏低、年龄偏大、专业知识单一等问题，能够从事调解的专业力量不足，愿意从事调解、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相对较少，影响了调解的效果。

感情基础薄弱是婚姻家庭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女方长期留守的现象比较突出，长期分居、收支不平衡、夫妻感情失和等问题比较突出。夫妻之间本就缺乏深厚的感情基础，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长期下来，这些小矛盾会逐渐积累，最终引发较大的家庭矛盾。

金jian“纵观婚姻家庭纠纷，其大都经历萌芽、晋级、锋利、激化四个开展阶段。矛盾处于萌芽阶段时，调解成功率高且效果好。随着矛盾阶段性开展，调解难度加大，纠纷容易反复，调解成功率降低。因此，婚姻家庭纠纷应早介入、早化解。”

根据渭南市司法局梳理，婚姻家庭矛盾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矛盾成因方方面面，有大有小，有短期的、长期的，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较难排查出来。

FAQ

3.Cai J, Lin K, Zhang H, Xue Q, Zhu K, Yuan G, et al. A one-year follow-up study of systematic impact of long COVID symptoms among patients post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s infection in Shanghai, China[J]. Emerg Microbes Infect. 2023;12(2):2220578.

2.Subbaraman N. US health agency will investbillion to investigate ‘long COVID'[J]. Nature. 2021;591(7850):356.

5.Santa Cruz A, Mendes-Frias A, Azarias-da-Silva M, André S, Oliveira AI, Pires O, et al. Post-acute sequelae of COVID-19 is characterized by diminished peripheral CD8+β7 integrin+ T cells and anti-SARS-CoV-2 IgA response. Nat Commun. 2023;14(1):1772.

本研究基于大规模多组学队列，从临床以及综合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特征方面全面描绘了长新冠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揭示了尚未完全通过临床表现分析捕捉到的长新冠各亚组的共有和独特分子与免疫机制，可能为开发个性化治疗策略开辟新路径，最终为临床实践带来益处。我们希望本文中描述的观察结果和分析结论，通过揭示患者间共享和个性化的免疫特征，为长新冠的发病机制、进展和治疗的深入研究提供丰富资源。

尽管全球科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认为免疫失调是长新冠症状的主要潜在原因之一，但较少有研究关注长新冠不同亚组之间共同的免疫特征。本研究进一步通过结合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磷酸化蛋白质组学数据的多组学分类，识别了长新冠的5个独特免疫代谢亚组，与临床亚型相一致。本研究还发现，肌肉骨骼+系统性（MSK+SYST）亚组和神经（NEU ）亚组的一年缓解率低于其他亚组，提示这些症状的患者可能需要更长的恢复期。这一发现与此前研究发现的生物过程恢复模式不同一致[13]。目前，阻碍进一步机制研究的一个障碍是缺乏长新冠动物模型。近期一项研究成功建立了肺部病毒感染后遗症的小鼠模型，这可能极大地推动未来对潜在治疗方法的探索[14, 15]。

9. Talla A, Vasaikar SV, Szeto GL, Lemos MP, Czartoski JL, MacMillan H, et al. Persistent serum protein signatures define an inflammatory subcategory of long COVID. Nat Commun. 2023;14(1):3417.

本研究报道了长新冠患者总体及不同临床亚型的大规模蛋白基因组学特征，涵盖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磷酸化蛋白质组学分析。这些数据为进一步揭示临床表现同质性和异质性背后的免疫特征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并促进针对特定亚组的免疫治疗潜力探索。

12. Li Y, Qin S, Dong L, Qiao S, Wang X, Yu D, et al. Long-term effects of Omicron BA.2 breakthrough infection on immunity-metabolism balance: a 6-month prospective study. Nat Commun. 2024;15(1):2444.

该研究通过大规模的蛋白转录组及代谢组学的联合分析，确定了长新冠不同临床亚型的多组学免疫代谢特征，找到了诊断生物标志物和潜在治疗靶点。研究创新性描绘了长新冠不同临床亚型之间的同质性及异质性的免疫代谢特点，为长新冠的临床诊治新思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3. Gu X, Wang S, Zhang W, Li C, Guo L, Wang Z, et al. Probing long COVID through a proteomic lens: a comprehensive two-year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of hospitalised survivors. EBioMedicine. 2023;98:104851.

4. Phetsouphanh C, Darley DR, Wilson DB, Howe A, Munier CML, Patel SK, et al. Immunological dysfunction persists for 8 months following initial mild-to-moderate SARS-CoV-2 infection. Nat Immunol. 2022;23(2):210-6.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机体炎症活化及免疫失调是长新冠的主要免疫致病机制之一。其中，天然免疫及体液免疫通路的异常活跃在不同研究中各有报道[4-8]。但和临床表型存在显著异质性一样，长新冠患者的免疫亚型也存在明显异质性[9-13]，这为研究者深入理解疾病的致病机制造成了一定阻碍。按照患者主要呈现的临床症状区分，长新冠可分为神经长新冠、肺部长新冠、心血管系统长新冠以及系统性长新冠等。解析长新冠不同临床亚型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免疫致病机制将有助于探索不同长新冠患者的特异性治疗方案，并最终协助探索长新冠患者的精确管理。

10. Liew F, Efstathiou C, Fontanella S, Richardson M, Saunders R, Swieboda D, et al. Large-scale phenotyping of patients with long COVID post-hospitalization reveals mechanistic subtypes of disease. Nat Immunol. 2024;25(4):607-21.

在本研究中，研究团队通过包括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在内的多组学整合分析发现，长新冠患者整体呈现 MAPK 通路激活增高，而康复的长新冠患者则表现出该反应的下调（图1）。长新冠的异质性特征在不同亚组中表现为多组学特异性标志：多系统（MULTI）症状亚组表现为甘油磷脂和醚类脂质代谢增强，神经（NEU）亚组表现为糖蛋白合成代谢增加，心脑（CACRB）亚组表现为丙酮酸代谢增加和巨噬细胞极化受抑，肌肉骨骼+系统性（MSK+SYST）亚组表现为甘油磷脂代谢增高，而心肺（CAPM）亚组则表现为 NF-κB 信号通路受抑。ABHD17A、CSNK1D、PSME4 和 SYVN1 可被选为诊断长新冠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而CRH（MULTI）、FPGT（NEU）、CBX6（CACRB）和 RBBP4（CAPM）则是各个相应亚组的血清特异性蛋白（图2）。该研究提供了长新冠同质及亚组之间异质性的的病理生理解释，为未来的诊断和治疗干预奠定了基础。

15. Narasimhan, H. A.-O., Cheon, I. S., Qian, W. et al. An aberrant immune-epithelial progenitor niche drives viral lung sequelae. LID - 10.1038/s41586-024-07926-8.

11. Peluso MJ, Deeks SG. Mechanisms of long COVID and the path toward therapeutics. Cell. 2024;187(20):5500-29.

8. Schultheiß C, Willscher E, Paschold L, Gottschick C, Klee B, Bosurgi L, et al. Liquid biomarkers of macrophage dysregulation and circulating spike protein illustrate the biological heterogene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acute sequelae of COVID-19. J Med Virol. 2023;95(1) :e28364.

金jian近日，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王森教授作为通讯作者，艾静文教授为第一作者与共同通讯作者，郭晶鑫、林可、蔡建鹏、张昊澄及朱峰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在《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NSR，中科院一区，影响因子16.3分）发表题为“Integrated multi-omics characterization across clinically relevant subgroups of long COVID ”的论文。

7. Schultheiß C, Willscher E, Paschold L, Gottschick C, Klee B, Henkes S-S, et al. The IL-1β, IL-6, and TNF cytokine triad is associated with post-acute sequelae of COVID-19. Cell Rep Med. 2022;3(6):100663.

1.Davis HE, McCorkell L, Vogel JM, Topol EJ. Long COVID: major findings, mechanisms and recommendations[J]. Nat Rev Microbiol. 2023;21(3):133-46.

6. Woodruff MC, Bonham KS, Anam FA, Walker TA, Faliti CE, Ishii Y, et al. Chronic inflammation, neutrophil activity, and autoreactivity splits long COVID. Nat Commun. 2023;14(1):4201.

从全球来看，长新冠症状在人群中表现出显著的临床和免疫异质性。本研究中，所有长新冠患者无论亚组类别均表现出MAPK激活水平升高，而MAPK激活较强的患者症状持续时间更长，最长可达12个月。本研究提供的信息再次提示长新冠的诊疗需要个体化的探索，临床需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等手段，找到亟需干预的患者，而不是针对所有自诉临床症状的患者进行干预。

14. Li, C. A.-O., Qian, W. A.-O., Wei, X. A.-O. et al. Comparative single-cell analysis reveals IFN-γ as a driver of respiratory sequelae after acute COVID-19.

在此之前，团队已经发现长新冠患者中间存在天然免疫通路的活化，且这些患者的临床炎症检测相关指标与长新冠临床和心理症状呈正相关（J Transl Med, 2024）。同时本研究团队对免疫治疗及抗病毒治疗对长新冠发病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Clin Microbiol Infect,202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目前已呈常态化流行，尽管病毒感染症状通常只持续2-3周，但自2020年来，多个报道提示10%左右患者在急性期之后会经历持续数月的呼吸困难、疲劳和脑雾等症状[1,2]，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其为新冠感染后综合征，即长新冠。据报导，全球罹患长新冠的患者数量仍持续增加。长新冠症状可累及多个器官或系统，造成患者心理和精神障碍对于部分患者更可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并导致其劳动力的丧失，造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与社会经济负担。

本研究团队自2022年启动了完整的长新冠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通过对21826名首次感染新冠的患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发现8.89%的患者在感染后6个月报告了长新冠症状，且其中约20-30%左右患者的症状可在一年的时候持续存在[3]。因此，揭示这些长新冠症状的发生和持续背后的免疫机制具有较大研究价值[3](Emerg Microbes Infect,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