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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化的路径，西方想要将所谓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强加给其他国家，但基本上都“水土不服”，没有让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中国用自己独立的模式在现代化方面实现发展。

非洲一体化的另一难点，在于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困难。对于这一点，中国不是从政治上推动非洲国家开放市场，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其建设跨国基础设施。亚吉铁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之间形成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些都是看上去比较小，但又更实在的做法。

同样，非洲人一开始也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整天干活。中国企业家跟非洲人讲，要存钱、买房子，而不只是拿钱喝酒。但非洲人可能一开始就没有买房子的社会需求和习惯。后来非洲人慢慢理解，中国人努力工作、存钱是源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期望，或是中国人对于自己事业的规划。很多非洲员工也开始跟着中国企业家学会存钱，学会思考怎样壮大企业，促进个人、孩子和家庭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非合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阶段的重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离不开同全球所有地区，包括非洲的紧密合作。因此，中非合作本身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是强调国家独特性和自主性。这反映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借鉴意义，即各国按照自己的经验走自己的路，非洲也可以走独立自主的路，实现现代化。这种精神有利于非洲进行自己的探索，同时因为中国的存在，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并不孤独。

以非洲推进一体化为例，其难点之一在于，非洲不单存在政治上的分割，经济结构上也存在重复性，互补性小，非洲国家普遍向外输出资源、对内进口工业品。针对这一点，中国的一些项目注重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不同的工业产品，如在西非建立多国共用的炼油厂和钢铁厂，使其形成互补关系，增强了非洲国家间经济的互补性，减少重复性。

关于挑战，从短期来看，中非合作现在主要受到世界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如美国利率高企，意味着资金回流美国，能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获得较高回报，这就导致非洲的融资成本、投资成本升高，这是过去几年影响非洲经济的重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南方”国家生产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七国集团。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再是小众、边缘的，而是成为全球化主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中非合作就是这样一种合作。

非洲的环境、历史、人文都很有意思，当你真正去了解它，就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和非洲人在一起，往往感受到的是快乐，他们会用快乐、开朗的情绪来感染你。(完)

千锦娱乐官方9月4日至6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的主题是“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此外，中国现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非洲发展同样面临逐步提升质量的问题。在中非合作里也可以适当多强调“质”，如建设一些“小而美”项目。

从中长期来看，碎片化的市场导致非洲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无法长期规划，建立顺畅物流产业通道的难度大，非洲内部物流成本非常高。另外，非洲各国市场太小，各种法律规则太复杂，都会导致中长期投资无法实现应有的效益。

一开始，到非洲的中国人和非洲当地人之间是存在一些误解的。比如说，对于非洲人的工作态度。有的中国企业家会说，非洲人成天请假，父亲的葬礼都去三回了。但理解了非洲人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现他所谓的“父亲”可能是他的邻居、伯伯，是家族或社区的长者。所以有时候他并不是偷懒，而是遵循所在社区的一些文化习惯。

近年来，中非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非合作具有哪些特点？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中非为什么能够携手推进现代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唐晓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契合当前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需求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中国始终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当然也是中国和非洲各国的共同目标。

现在，同样受过西方工业化国家压迫的非洲地区，看到中国的成功实践之后，其实现“非洲式现代化”的自信得以提升。非洲地区也能通过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大大加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并在全球形成多样的现代化路径。

经济上，中非双方更强调市场化、投资与经贸合作。非洲欢迎中国的投资，要和中国进行经贸合作；中国也强调市场化，而非单纯援助非洲。这是一个全新的、以“全球南方”为主的现代化的特点。

唐晓阳：过去二三十年里，非洲国家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发展经济。因为他们意识到，由于经济落后，很多政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影响了其政治目标的实现。所以现在很多非洲国家越来越强调发展经济、就业、基础设施等。

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主持人。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一带一路”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曾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任职，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开发银行及多家科研院所和咨询公司顾问。曾赴亚非拉调研60多个国家，对数千名企业家、官员、工人、农民进行访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著有《共同进化的实用主义：中非经济合作的方法和影响》《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

唐晓阳：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我跟着一个当地医生朋友去了他的村子。他见到这个人叫“妈妈”，没过几天见到另一个人也叫“妈妈”。我就问：到底哪个是你的亲妈妈。他说这无所谓，因为在他小时候，这些人都照顾他、给他吃的。对非洲人来讲，“亲生母亲”和“非亲生母亲”的区分，可能没有太大意义。有时候，他们还会特意弱化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