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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鱼真人网页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践行者，英国公共外交和中国问题的专家、201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麦启安先生很早就进入我们采访的视野。吸引我们的是他对中英跨文化交流合作矢志不渝的热情。目前，他还担任全球化智库(CCG)国际专家委员会主任和汉普集团政府与商业顾问。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古典音乐在积极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具有与奥林匹克运动类似的潜力。我们通过共同的古典音乐热情来建立理解，创造对话，这对化解沟通危机至关重要。深圳交响乐团2024年首次访问英国时，我看到了这样跨文化交流的机会。这是首个中国古典音乐的商业巡演，广受英国观众好评。巡演获得了中国政府、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以及英国驻中国大使卡罗琳·威尔逊的大力支持。此次深圳乐团的访问也为2024年8月皇家爱乐乐团在中国的9场音乐会巡演奠定了基础。

因此，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更有效地与世界沟通。我相信中国有潜力在解决这场全球沟通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需要改变思维方式，要寻找更多创新性和富有想象力的沟通方式，来架起理解的桥梁。

麦启安：如何更好地应对沟通危机，中国需要寻找创新的方法来建立理解的桥梁，使人们能够对话。我曾将中国园艺首次引进著名的伦敦切尔西花展。其背后的思路是，中国有2000多年的园艺历史，园艺可以让中国之外的人们通过相同的爱好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

自从我第一次接触李约瑟的作品以来，他就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旗舰出版物，《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系列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并不为人所知。这种认知上的鸿沟还驱动我在1998年根据李约瑟的著作制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八集纪录片《龙腾》，从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向外国观众讲述中国的历史。

人民网：2023年，由您和王辉耀共同编辑的《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中文版出版。这本书汇聚了30位国际顶尖学者，探讨了在人类历史这一关键时刻全球化和治理面临的挑战。您个人认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麦启安：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3年，这次访问对我30余年来和中国的互动有深远影响。穿过大运河时，我被其规模所深深震撼。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它从杭州延伸到北京，相当于迈阿密到纽约。但大运河是谁建的、为何建以及何时建的等问题，我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直到我回到英国，发现了剑桥大学著名学者李约瑟的30卷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书开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世界上没有哪个古老的国家在土木工程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多，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世界对它历史的了解却很少。”这句话点燃了我的好奇心，开启了我对中国长达30年的探索之旅，令我了解到中国在过去40年中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

人民网：在过去30年里，您曾到访过中国的28个省份和自治区。您能分享一下您印象最深刻的经历吗？这些经历又如何影响了您？

人民网：地缘政治冲突、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在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各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驶向美好的未来，各国需要相互帮助。您如何理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另一化解沟通危机的重要方式是留学交流。中国鼓励数百万年轻人出国旅行、工作和学习，在化解沟通危机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同时，中国要多鼓励外国人来华旅行、生活、工作和学习。(余颖)

今年夏天，我们北上圣安德鲁斯附近的小镇拜访麦启安。采访中，他充满感情地讲述与中国的相遇、相识、相知故事，分享对中西方交流的思考洞见。他强调，中国需要寻找创新方式来增进理解促进对话，以应对沟通方面的挑战。

麦启安：我认为这个概念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这是一个创造共识的方式，旨在使各国和人民团结起来，十分重要。通过这种共识，我们才可以找到应对人类面临的巨大灾难性威胁的方法，如气候变化、核武器管控和人工智能管控。挑战在于我所描述的沟通危机，要让中国以外的人接受“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非常困难。但中国必须坚持并找到办法。

麦启安：在中国旅行、工作3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世界可以从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连续文明，其治理体系创造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稳定，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国家之间，尤其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需要加强交流、相互学习，从而迈向一个更安全、更和平、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世界。

麦启安：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动员我与他合编此书，起初我有些担心能否邀请到这么多国际知名学者来写，但最终实现了。到目前为止，该书的英文版下载量已近40万次。书中的文章反思了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从占世界人口88%的全球南方的角度来看。书中一个关键主题在我撰写的《沟通危机》一文中得到了强调。我认为，这场危机的核心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过去十年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消极和激进。这对全人类都是严峻的挑战。

全球南方拥有88%的人口，特别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在全球北方的12%人口中，欧洲和美国仅占4%。尽管如此，欧美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尤其是美国一直不愿意让全球南方的大国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实际上，他们阻碍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