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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所有书写历史的传统都是从《史记》开始的，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趣。此外，它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包括了批评、讽刺、幽默等。很多西方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些内容，甚至很多中国人也可能都未注意到，但如果仔细阅读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们尚未发现的内容。

叶翰：我最喜欢的书是司马迁的《史记》。我记得198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为了参加一个短期培训班。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书店里买了一套《史记》，其中的每一篇我都看过了三四遍，导致现在有很多页都已经脱落了。

每一个传统都有属于自己的古典，这是每一种文化自己特有的积淀。所有的古典背后，都有一种语言，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我觉得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因为当你翻译一本古书的时候，就需要开始认真阅读这本书，仅仅翻看远远不如进行一次翻译。这一点对我们西方的读者来说尤为重要，我们需要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传统、古典。我们要把这些古代典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由此这个世界才会开始互相交流——一种真正深入的文化交流互鉴。

中新社记者：您从事汉学研究并不只追溯过往，而会把古典精华和当代社会联系起来。在研究中国古典传统时，您认为其中有哪些思想或理念与当代社会特别契合，可以为解决现代问题提供启示？

大会以“畅通数据流通体系，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为主题，正式启动呼和浩特城市网络运营中心，发布了呼和浩特市首批高标准数据集清单、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以及呼和浩特市数据交易第一单。同时，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呼和浩特“P4”级数据应用实验室揭牌成立。

我有很多学生最初是通过网络游戏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继而才有兴趣来学习汉学。在当今的世界，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承认AI等新兴工具并对之加以应用。我们还要提醒学生们注意，运用自己的头脑也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学生一旦认为电脑比人可靠，就会百分百信任，但电脑有时也犯错误。

现在西方跟中国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因此我们大学招生也不太容易。以前我作为学生在汉堡大学学习时，第一个学期，学生就有100多人，但现在可能只有50个学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很多以前研究中国古典传统的汉学专业，现在都变成了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或政治的专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可惜的是很多大学都会误以为中国古典的学问没用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现象，我们应当改变这种态度。了解中国的当代发展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发展也建立在一个古代中国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尊重我们西方的古典学，我们也要尊重中国的古典传统。目前西方很多大学都还没有这个想法，但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改变。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有效交流实际上并不多，很多人只是去欧洲旅游，或者来看看中国是怎样的。这虽有帮助，但真正能够相互理解的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古典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学者，我们可以通过开展翻译工作来促进彼此的交流与理解。

叶翰：按照我的看法，《史记》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跟随时间一起变化”，这个观点即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即所谓“与时俱进”。我们不能一味遵从古代传统，即便我们今天仍可以从古代学习到很多，但也要承认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跟古代并不一样，所以要跟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同时，依托呼和浩特‘P4‘级数据应用实验室，规划搭建覆盖全市的数据安全防护架构，形成安全可靠的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个成体系的数据安全样板。”徐艳国称。

叶翰(Hans van Ess)，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汉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斯·韦伯基金会前主席。曾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做研究员，随后在德国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出版过多本关于道家、儒家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和历史学的著作，同时服务于多个学术出版物的编辑委员会。主要著作有：《内部与外部：早期史学作品<史记>的研究方法》(Views from Within; Views from Beyond. Approaches to the Shiji as an Early Work of Historiography)，《<报任安书>：司马迁的遗产》(The Letter To Ren An. Sima Qian’s Legacy)等。

呼和浩特市市长贺海东表示，呼和浩特市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启动，可促进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培育数据交易市场，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发利用模式，推动地区经济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完)聚焦“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出席大会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副校长、汉学研究所所长叶翰(Hans van Ess)教授。

叶翰：我觉得蒲松龄的作品比较容易阅读，比如《聊斋志异》。唐代的传奇故事也较为通俗易懂。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想要了解中国古典文化，深入一点的书便是《红楼梦》。《红楼梦》里面的内容特别丰富，如果他们真正看完《红楼梦》，就会吸收许多知识。按照我的看法，更难阅读的典籍应该是《论语》。因为《论语》中的语句，很多西方人觉得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是运用西方的文化思维去阅读、理解《论语》的。

我知道有一些学者认为，阐释每个民族的传统都需要尽可能地保留该民族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把重要的字词都翻译成其他语言。实际上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些重要的概念也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因为如果缺乏精准的翻译，西方读者会觉得太过抽象。而我们的工作就是真正理解这些文字所要描述的内容，再把这些内容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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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出版了一部《论语》德语译本。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西方的译者都把“仁”这个词翻译成benevolence(仁慈)，但实际上《论语》中的“仁”在很多语境下都并非这个意思，它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多层次的含义。比如，“仁”强调“仁者爱人”，即如何跟别人进行交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比如“仁”与“礼”密切相关，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即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恢复周礼来实现“仁”。像这些内容，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并没有很多人理解，甚至连中国人也未必完全知晓。(完)

“从事于古典研究，也要顺应时代变化。”在古典学与中国古典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叶翰指出，翻译和阅读是进行古典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谈及古典学的发展趋势，他认为，西方将会更加重视中国古典学。

叶翰：中国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快，年轻人往往对中国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去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实现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却不容易着手开展，因为西方很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常会涉及一些负面的消息。我们需要找到其他的途径来告诉西方社会，为什么了解中国那么重要。像世界古典学大会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西方也应该举办。目前在西方的古典学或哲学领域中，这样的交流还比较少见，而在中国则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在西方开展更多活动，来介绍中国文化。

叶翰：从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古希腊的古典哲学更倾向于系统化，但中国的古典传统未必有一个很明确的系统。中国的古典传统一般采用经和传的方式来进行注解，这跟古希腊的情形完全不同。很多中国古代典籍一开始会有一部分篇幅很短的内容，虽然系统但并不易读懂。在这段系统化的描写之后，作者会讲述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的主旨就是为了解释前面所讲述的那些内容。这种书写形式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是很常见的。

叶翰：我留意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对数字信息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熟悉，这在全世界都一样。今年中国有一款游戏《黑神话：悟空》非常出圈，这就是以《西游记》为故事原型，以现代的方式告诉西方人，中国过去有着怎样的传统。另一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也有类似的游戏作品。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告诉年轻人，网络游戏是一码事，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另一码事，后者还要复杂得多。

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很多西方人都以为中国传统非常守旧，只一味说古代中国什么都好。实际上中国并非如此。司马迁一直在告诫我们，能够跟随时代变化的人，最后一定过得比不知变通的人要好。

当然现在西方人文科学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在德国的大学中进行法国古典研究的学生也特别少。不过，我对此还是持乐观态度，我觉得未来有一天，西方也会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尽管目前不能确定何时开始，但无疑我们一定要推进。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学习汉语时，并没有现代工具可以借用，而如今在手机上很快就可以查到中国的字词。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工具，比如没有电脑，我还是会讲汉语，也能读懂中文。但现在的外国学生们一直依赖于电脑，自己缺乏独立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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