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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直从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哲学，他像推开了一扇春光乍泄的窗子一样，贪婪地呼吸着每一口新鲜的氧气。沉醉其中的他把一切都扔到脑后，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去上课，也不去考试。学校不会容许一个学生的荒废，大二暑假刚过，他便收到了劝退的通知。

他常常会想，如果不是那样一个童年，自己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充满了压抑和痛苦：“我从小身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中，长期经历家庭暴力，所以受到非常多的创伤。”所有的戕害来自父亲，一个他不愿再去提起的人，但他的内向、敏感、淡漠和虚空却像那个人投下的暗影一般，始终笼罩，挥散不去。

他曾经动过出家的念头，一个人跑去了一座寺庙。结果让他有些失望，那里有各种程式规整的仪式，在他看来都是迷信而已，并不属于真正的佛学。“宗教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一种更透彻的理解，它是非常思辨的，而不是要去信仰什么。”

有些时候，陈直也觉得自己做得太差，对家人有所愧疚。但他无能为力，至少目前只能如此。“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搞不定，没有办法，不知所措。这跟我的性格有一些关系。”

“如果可以不用跟别人进行各个方面的接触，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状态。”陈直认同萨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狱”，他不想与人产生冲突，却又缺乏兴趣将彼此的连接处理圆润。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只有一个人的生活才“更加关乎我们自身的本质的问题”。

由此，陈直成了一个热点。他像许多踏足写作领域的体力劳动者以及自甘清贫、执着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作为被猎奇或者被凝视的对象。甚至，他的名字传播得还要更远。2023年，当今世界最为破圈的、知名的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自己新书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奇迹——他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哲学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让我们产生困惑……今天，我们应该说：让一百个陈直研究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我们不幸困境的出路。”

难以融入群体，是陈直怠倦工作的另一重因素。他为人孤僻，从不进行主动交流，即使勉强开口，三两句也便词穷。但再寡言，时间一久都会被人认识，这让他更不舒服，觉得自己陷入了排挤之中。他因此而患上过口吃的毛病，严重的时候，连一些最常用的词都讲不出来。

此前不久，出版方为《海德格尔导论》做过一场新书分享会，请来陈嘉映和孙周兴——两位中国最顶尖的海德格尔研究者——与陈直对谈。活动的最后，孙周兴特意讲了一段话送给陈直：“要活着，活好了，然后才是哲学，才有可能有哲学。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反了。活下来，活好了，这是第一位的，每个人都一样。为了所谓的哲学，为了某种理想活得死去活来的，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惨兮兮的，这是不对的。”

2008年，陈直考入了杭州一所二本大学，他开始有意寻找种种困惑的答案。起初，他阅读的是数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书籍，所获不大。在他看来，这些学科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层面。于是，经由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叔本华，他又转道进入哲学，一路摸索，终于发现海德格尔——这个德国人一生都在思考着“为什么一切都存在着，而不是一切都不存在”。

婚姻里的陈直会给妻子做饭、洗衣服，他脾气也好，基本不会发火生气，对很多事都很宽容，他还会坦率地跟妻子诉说一些真实的想法，尽管在琐碎的日常之外，他们没有太多共同的话题。

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了。之前的十几年里，他辗转于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充当着螺丝钉，时间最长的也才待过半年左右。

直到二十多岁，陈直才从父亲的阴霾中彻底逃离，在此之前，他无数次想到过死亡。这既是一种源于现实遭遇的惊恐，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质疑与追问——死是什么？生又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抛掷到这个世上？每个人又为什么会降生在各自不同、命运相异的时空中？

其实，陈直现在这份即将到期的工作也跟这本书有关。2021年11月，完成初译的他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里发了一个帖子，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翻译了一本哲学专著，想联系出版事宜。几天之内，帖子爆火。媒体随即跟进，某新媒体平台以《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题，发布了对他的采访。

陈直现在住的地方，被当作书房使用的那间屋子里张贴着一张释迦牟尼像。他从2015年左右开始读一些宗教的东西，虽然一知半解，却很是敬佩这位先知——作为王室太子，他可以决然舍弃掉尘世间的一切，终而修悟成佛，抵达了本质性生存。

“坦白说，我都是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我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对于自己被动的处境，陈直非常清楚，“关于我们在社会上的生存，我还是比较有困惑，我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感恩于意外获得的关注，“我非常感谢大家，大部分人对我还是比较鼓励、比较支持的，也确实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他曾经也尝试过调整自己，为了至少避免一些轻视，只是终究失败。来学院的这两年倒是有些改变，口吃好了一点，偶尔还被叫去参加一些饭局。不过也仅此而已了，他仍旧沉默，独来独往：“我感觉(同事)他们觉得我是个傻子一样。”

今年5月，陈直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由铸刻文化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波尔特写就于1999年的一部著作，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概述和新颖读解。陈直从2021年开始翻译，两百页左右的内容，断断续续用了四个月时间。

经此一事，他对出家再无冲动。但宗教的感召力和指引性还在，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未来自己能从世俗生活中退隐，走一条宗教的道路。“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甚至也有可能完全不会发生。”所以目前他给自己立下一个中道的决心，包括但不限于：不喝酒不吸烟、不吃喝玩乐、不去娱乐场所、每天花费20元以下、睡眠时间控制在7小时以内、每天至少内观半小时或一小时。他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苦行主义”。

但愉悦的同时，他又有些负罪感。在他的理解中，哲学的意义就是将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日常、平庸、浅薄的状态转变为更加高阶、深沉、根本的状态。而他自己，之所以沉陷在即时的娱乐中，显然是还没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2021年，状态糟糕的陈直挣扎着爬了起来。他想到自己最开始接触哲学时的憧憬，想到对理解的企望，想到对真理和全新自我的渴求，这些目标都还没有完成。他重新开始阅读，孤注一掷地翻译起了《海德格尔导论》。

从前打工的时候，陈直只干短工，长期的活儿，他干不下去。短工的工资按时结薪，比长期工略高一些，但真想挣钱得靠加班。他没有那么拼命，赶上没有休息日的厂子，哪怕扣钱也要给自己请几天假。“实际上我也经常感到自己可能有些懒惰，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专注于某个事务性的工作，有些不太值得。”

为此，陈直一度陷入了苦恼与恐惧之中。他懊恼自己不会说话，或许冒犯了些什么，也有点后悔让妻子一起曝光，遭受无谓的牵连。“那么多人骂，还是有些难以承受。”他推掉了后续的采访邀约，注销了自己的豆瓣账号，只希望风波可以早一点过去。

对于孙周兴所说的“活好了”，陈直不太清楚究竟该如何理解，他不知道这里的“好”是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的。他很感谢这位前辈对自己的关心，但这段话他无法完全认同：“当然他说得也没错，如果生存非常艰难，可能其他事情往往也做不了。但我觉得只是这样还是不够。所谓的本质性生存，可能就是要把自己搞得非常紧张的状态。”

只是再过俩月，现在这份工作的合同就要到期了，他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留下。这让他有些焦虑，经常都有下一秒便会被辞退的担忧，而且他觉得，如果只靠自己，基本不太可能再找到条件相仿的工作了。

译作的责编了解陈直的情况，主动帮他寻找合适的工作。最开始联系到的是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但是待遇一般。陈直已经做了各种打算，他考了驾照准备去开网约车，还在外卖平台上申请了骑手资格。后来，出版社的领导打了个电话给责编，表示可以推荐一个岗位给陈直。

哲学给了陈直许多全新的经验，他感到自己似乎正在脱离混沌，一切变得透彻而可以理解。但同时，哲学也带来深重的无力。他的知识基础在那些玄奥晦涩的语句面前常常捉襟见肘，有时想写一点关于哲学的文章，最多不过几百字就写不出来了。体力劳动又在争抢着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生活遍地狼藉，智识自然更成奢望。2017年后，有三年时间，他都不再碰哲学，书扔了，笔记也删了。

不过，除去过于极端的谩骂和羞辱，陈直觉得有些批评或多或少还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的。他并不认为公众对于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对家庭方面确实不是非常重视，我觉得个体性的生活更好一点，比家庭生活更好。”

最好的买球app过去的两年多，他任职于石家庄一所职业学院的校刊编辑部，主要负责校对、排版。一周五天，早八晚五，每月不到五千块，但学校提供家属楼的住房，不用交租，学生食堂也有便宜的饭菜。总的来说，他挺满意这样的生活，衣食无忧，闲暇有余，以至于体重都增长了十几斤。

但代价不是没有，尤其是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成为焦点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得不随时经受检视与评判。《海德格尔导论》出版后，陈直再次被人们记起，他接受了几个采访，更加完整地将自己陈列于公众眼前。然而指摘接踵而至，矛头主要集中在他与家庭的关系上，有人说他对妻儿太过冷漠，有人说他缺少担当和责任，还有人说他就不该结婚生子。其中一些责难攻击更为猛烈。

因此他也担心相似的宿命延续到下一代身上，虽然对于孩子，他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我可以说是一个父权制的受害者，我肯定是不希望自己成为父权制的代表，所以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减少我(对孩子)的影响。”

暂别哲学的日子，陈直会刷刷知乎、B站或者抖音打发时间。最近有段时间他就没怎么进行过阅读，偶然在抖音看到了一条广告，入了短剧的坑。“我之前知道，但是没有看过，这半个月看了一些，感觉让人非常轻松非常爽。”

于是2020年初，他接受了相亲的安排。女孩是同一个县的，两个人很快领证，在老家摆了酒席、拜过宗祠，婚就算结完了。婚礼的日子他忘了，只记得是年底。这是他对人生的一次妥协，是他为母亲做出的牺牲。

本质性生存，是陈直自己创造的一个说法，借鉴自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这是一个颇为抽象的概念，三言两语难以说清，甚至它还不能算是一种概念，因为陈直自己也无法给出一个单一的具体、凝练和正面描述。然而其所指向的路径却似乎甚为清晰，那就是脱离并超越一切身体性的、社会性的、世俗性的生活。

对陈直来说，成家立业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他的人生规划。或者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可能我是比较不切实际的人，到现在三十几岁，我对未来也缺乏思考缺乏规划，这方面我是比较愚蠢的人。”

退学后的陈直仍旧游荡在哲学的世界里，萨特、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德勒兹、列维·施特劳斯与流水线共同构成了他的生活二重奏。当然，他不会和别人聊起哲学，在一群农民工中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而且显得太过异类了——他已经表现得像是一个异类了。

关于结婚的初衷，陈直从不掩饰，他几乎在每一次采访中都有提及，而这些讲述不可能丝毫不被妻子看到。“之前有一些记者也跟她说了。”虽然妻子一直没有说过什么，但陈直清楚她肯定已经知道了，“她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失落，但也是能够理解的，不是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是相亲，不是因为感情。而且我妈对她还不错，我和她也不存在什么矛盾。”

所以他也没有想过组建家庭，像大多数人那样去寻找另一个人的陪伴。然而母亲是横亘在其中的羁绊，他绕不开，也不忍绕开：“如果我不结婚的话，她会非常痛苦。因为在农村，她的儿子不结婚，她可能会遭受周边人的一些恶意揣测，甚至言语攻击。我妈早年是比较不幸的，经历过很多苦难，我希望她后半生能够更好。”

如今回头去看，这无疑是陈直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日后的一些艰难时刻，他也生出过短暂的懊悔。不过当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就接受了。“我那时只想读哲学，其他事情都不管不顾，离开学校，我可以更加自由地自学。即便我有那个学历，我在社会中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很多障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然，这是后话。但一份来自石家庄的面试邀请，确实在那篇报道刷屏不久便送到了陈直面前。据说，学院领导当时讲了一句话：“这个陈直让他不要那么辛苦，每天干完12小时还要去搞哲学。”

他对宗教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去年，他读了一本《阿姜曼正传》，又被这位一生谨奉头陀行(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遵守住空闲处、常乞食、着百衲衣等十二项行法)的泰国森林禅师所感染，对苦行有了更大的认同。

只是时至今日，他还是会时不常地“放弃”哲学。“我经常性地心里非常焦虑，不想去思考什么哲学，因为没有意义，它对很具体很现实的生活不能产生帮助。哲学的东西也非常枯燥非常困难，要费力，要头疼，有时候我很长时间都不会主动去读。”

最大的亏负在孩子身上。婚后一年，妻子剖腹产诞下了一个男婴，对这个骨血相连的新生命，他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孩子出生后就一直被留在老家，跟着奶奶长大，陈直每半年回去看望一次。妻子有想过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觉得这样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