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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傅高义把邓小平比喻成“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这与我国社会各界关于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普遍认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不可能事先就有一张清晰、现成的蓝图，邓小平如同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在选拔团队、解决难题、制定目标等方面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的宏大工程，邓小平如同一位“设计师”先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步走”等概念命题和发展战略。无论是“总经理”还是“总设计师”，都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其深远。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同时，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为了适应新的全球角色，努力进行着各种“接轨”，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傅高义写道：“以经济特区为起点，后来扩大到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这体现了对外开放局面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邓小平“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并且“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这种程度的开放是在他之前的领导者没有做到的。傅高义写道：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中国“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由于邓小平及其所推进事业的世界性影响，许多外国政要和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邓小平的经历、思想等进行过深入研究。《邓小平时代》基于扎实的中外文献资料，充分运用采访邓小平家人、同事和多国政要等300多名受访者的口述史料，对邓小平一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全景式描述。在傅高义看来，“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傅高义对邓小平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无论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古代中国，还是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近代中国，抑或是一度被迫“关闭中西交往大门”的新中国，积极有效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都比较有限，因此都不能算作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大国。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具体而言，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权威”，坚信“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傅高义指出中国后来的经济增长证明邓小平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选择是成功的。邓小平还主张“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认为“突然放开市场将导致混乱”。对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争议问题，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所以，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邓小平不是在强制推行这些做法，“而是让地方开展这些实验，让其他地方按照自身条件加以采用”。正是在这种循序渐进的思路指引下，中国改革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苏联和东欧，做到了“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并成功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化。

k1体育39153中国和西方只有达成更深的理解，双方关系才能处理好，世界也才能变得更好。正是怀着这种责任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耗时十年，撰写了一部聚焦1978年后中国转型问题的著作——《邓小平时代》，旨在促使西方民众尽可能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发展。2011年，该书英文版在美国甫一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2013年，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本书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

傅高义特别强调，即便当时具备这些有利条件，但“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具有“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在当时，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因此，傅高义充分肯定关键历史人物的独特作用，他写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成功转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邓小平这个领导者个人塑造的”。

傅高义认为，当时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对经济体系的过度控制导致了“失去活力的僵化”，所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然而，由于中国地区差异大，且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能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因此，邓小平支持对经济体制进行“渐进式改革”。

“文革”结束时，中国面临着经济和民生的困局。傅高义在书中描述：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技术水平仍然停留在1950年代；大量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人们当时都在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党和国家该何去何从？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中国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科技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并且，大量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得到平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愿意继续“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此外，当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及其同事找到的“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此途中，中国无论是“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主观与客观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