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足球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五周年。为什么说大运河申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为什么说大运河申遗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案例？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

十余年的大运河申遗历程，考验着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基层治理能力。2009年，大运河被列入中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同年，国务院协调13个相关部委，以及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共同成立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统筹协调申遗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某种意义上，申遗本身就是高层级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点段申遗的新思路下，大运河的申遗过程，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专家学者对世界遗产价值的专业性判断，是展示中国民众热爱文化、愿意承担世界遗产保护的责任和态度，是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观、文化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的一个过程。中国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不仅是因为其较高的遗产价值，也体现了国际组织、国际专家对我们所想表达的理念及所采取措施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大运河连通了人心和情感。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成为南北社会文化交流交融的载体，传递着“维护统一、济世惠民”的政治信念，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大运河具有重要的经贸意义。在南北几千公里的广阔地域上，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人员和货物在运河上的流通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力，孕育了繁荣的运河城镇。

中国专家学者在学习整理时发现，法国的米迪运河、加拿大的里多运河等世界遗产都是取整条运河进行申报的，而中国大运河的特征则与其不同。因此，中国专家学者创新性地提出将3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遗产，选取1011公里进行点段申遗。在中国首批申报的大运河世界遗产点段共有27段河道和58处遗产点，分布在31个遗产区。从世界运河遗产申遗的历程来说，这是第一次。

作为文化遗产，大运河的构成过于复杂：既有静态的遗产，又有活态的遗产，既有物质的遗产，又有非物质的遗产。在申遗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大运河遗产是认识不清、研究不透的。

在普通市民身上，莉玛·胡贾女士感受到了中国人为申报世界遗产“舍小家为国家”的自觉。她认为，“大运河沿线百姓的日常生活要得到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是一项活态的文化遗产，包括它沿线的生活景观，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多风土民情的东西都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并用英语、印度语在心愿柱上写下了“衷心祝福大运河”的祝福语。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对运河遗产，各级政府已经从过去的“运动式”“突击式”的保护转向建立长效化、常态化保护并紧密结合生态环境恢复、整治。例如，2022年，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2023年，水利部启动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

另一方面，培养并用好青年人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的关键。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的青年人才，可以凭借其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以学习交流、求同存异和平等互鉴的态度，让中国承载人类文明的故事和智慧被更多人看见，共同找寻世界遗产的当代价值。(完)

一方面，围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充分发挥大运河的线性串联功能，挖掘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的百景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大运河的成功申遗，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的最好案例。申遗期间，相关地区、部门、遗产点等各方面相互配合形成的工作机制，以及将文化工程与环境工程、民生工程联动实施推动的做法，为日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大运河申遗，是从学习国外运河申遗成功经验、学习关于运河遗产的国际文献开始的，将中国大运河的遗产特点进行整理归纳，再向国际社会申明，这是一个不断交流推介、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刘曙光：申遗是一个中国和国际社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就像参加体育比赛，要先学习并遵循国际认可的规则，才能获得和国际社会公平竞赛的机会。

刘曙光：大运河是中国第一条实现“穿山越岭”的运河，在统一政治、融通经济、便利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水道之一，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委派印度籍专家莉玛·胡贾女士到大运河沿线现场踏勘。在大运河浙江段申遗展示厅的心愿柱上，考察团一行看到了杭州市民对运河申遗的祝愿：“智慧的传承让古老的运河年年常青”“运河水系犹如丝丝血脉，滋润着杭州这座城市，成就了自己繁华的千古绝唱”……

首先，大运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历史上，大运河通常由王朝中央组织开凿，主要功能是漕运。漕运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关乎国家安定、政权稳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

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兼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曾主编《中国文物古迹旅游》《文物工作研究》《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当代中国博物馆》(英文版)《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策展笔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