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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好与海外汉学家的合作，特别是与法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国家开展广泛交流，如召开学术研讨会、对话会等，研究探索桐城派文化，阐发其意义。

韩国学者金庆国对姚门“五大弟子”进行研究，其专著有《桐城派姚门五大弟子研究》。白光俊《后期桐城派的地理观念——以吴汝纶与张裕钊为中心》、金镐《朝鲜后期文坛与方苞》等论文，都从新的视角为桐城派研究开拓了思路。

明代中后期以后，桐城虽尚未成派，但古文创作之风盛行，到清初李雅、何永绍编纂《龙眠古文初集》，收录九十多位作家的文章，说明桐城文风昌盛自有由来。这对清初桐城派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

清初桐城派学人提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古文创作主张，与朝廷尊崇程朱理学的文化政策高度契合，受到朝廷的支持和推崇。桐城派倡导“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为文和变革精神，成为清代文坛的一面旗帜。

raybet官网入口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绵延时间最长、流播区域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文流派之一，影响及至海外。海外是如何关注和研究桐城派的？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如何传承开新？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江小角，对此进行解读。

早在明末清初，方以智就和西方传教士有良好的关系，晚清时期的吴汝纶对西方思想文化认识深刻，他一方面直接参与中外大事决策，一方面呼吁要学习西学，积极宣传西方进化论思想，对与桐城派有一定渊源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倍加推崇，帮助修改目录，推介销售；还亲自编纂《吴京卿节本天演论》，扩大其影响。吴汝纶不仅重视西学，而且亲自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制，对中日文化教育的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

江小角，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桐城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桐城派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整理、主编、撰写的著作有《桐城文派史》《吴汝纶评传》《父子宰相家训》《桐城派名家评传》《桐城历史文化丛书》《张英全书》《桐城派名家文集》《张廷玉全集》《桐旧集》《姚文然全集》等。在《文献》《文物》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7项。

江小角：朱光潜先生被学界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他之前，许多桐城派代表人物就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他们也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新加坡学者许福吉的专著《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作者从纵、横两个角度探讨方苞的生平及其著作，全书结构严谨，前后连贯呼应，注解周详完备，为读者和桐城派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此外，还有一批与桐城派渊源深厚的作家，如薛福成、黎庶昌、曾纪泽等都是中国早期的外交官，严复、林纾等都是早期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或文学艺术的名人，翻译西方著作，撰写游记类文章，他们把西方思想、文化、艺术以及风土民情介绍到国内，可以说他们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贡献者。

江小角：晚清时期，就有日本学人来到保定莲池书院，拜张裕钊、吴汝纶为师，从事古文学习与创作。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学制后，桐城派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日本学界长期关注桐城派研究，1985年在桐城召开的第一次桐城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等就撰文参会，参与研讨。21世纪以来，日本汉学家根据时势的变化和他们自己的需求，对桐城派的文论有取有舍。李杰玲博士在叙述推崇和学习桐城派的日本文人时，罗列了宫岛大八、藤野正启、重野安绎、西村硕园等文化人。

江小角：桐城六尺巷不仅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巷道，更是桐城派文化中谦逊礼让、互敬包容精神的象征。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谐共处的范例。

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者，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接触到桐城派，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和持久热情，并且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不同风貌。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具有较深厚汉学功底，耕耘十年之久，广搜博采，用汉语文言笔法，撰成九十万字的《戴名世年谱》，备受学界称赞。

桐城派学人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始终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和百姓疾苦，凸显其心忧天下的大格局，彰显出桐城派文章的生命力。以姚文然、张英、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学人与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秉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观念，坚守文统、道统，维护治统。

我们要在世界古典学的背景下，做好桐城派文化阐释工作。桐城派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标本之一，也应属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范畴，要通过经典传承和基础知识普及，努力实现桐城派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有益的范本，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