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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u7“嘟——嘟”，船长拉响了头顶的汽笛，渝忠客2180号就要停泊了。 7月的上午，太阳炙烤大地。码头上等船的乘客做好了准备。有人把一米长的扁担搭在后脖上，身体颤巍巍的，近百斤的货物就那么离地而起。 把货物撂下后，涂满绿漆的甲板上就多了许多色彩，比如黄色的柑橘、红色的辣椒、紫色的茄子。还多了不少生气，比如从编织袋里露出脑袋的大公鸡，和它们蹲在一起的是素未谋面的灰鸭子。 这艘渝忠客2180号，上午从洋渡镇出发到忠县，下午返回，30公里的水路走两个小时。这对赶时间的人来说过于漫长，2016年高速公路修建后，坐车只要50分钟。 于是，大批乘客被抢走了，那些到外地务工和上学的年轻人，也走了。留下的，是他们的父辈、祖辈。高速路中途不停靠，沿江公路上又没有公交车，沿线村庄几百名以种菜为生的老人无法告别这条船。 船长秦大益也舍不得船。第一次开船时他18岁，如今已经45岁了。2022年，客船运营连月亏损，撑不下去了，秦大益拍了一些视频，就当做是一场告别。 视频在网上意外走红了。两年来，涌入越来越多的粉丝。他们大多是平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长江、客船、码头、菜农，这些景观凑成失落的“乡愁”。上午7点20分左右，菜农等待的渝忠客2180号快要靠岸了。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渝忠客2180号 早上5点半，渝忠客2180号停在重庆忠县洋渡镇码头边。把一层的舱门打开后，船长秦大益拎着早餐，登上了二层的驾驶舱。 秦大益今年45岁。1997年的一天，江上大雾，父亲开的船撞上了一条运沙货船，当天晚上就去世了。那一年，他初中毕业18岁，弟弟12岁。母亲靠拉骡子给三峡移民搬家赚钱，微薄的收入不够养活两个孩子。秦大益没别的办法，只能把船补了补，接了父亲的班。父亲弟兄四个都是船长，但到了他这一代，只有他一个还在江上开船。 渝忠客2180号的船身涂着鲜艳的红漆，有两层，一层是船舱，二层是驾驶室和宽阔的甲板，顶上有白色的雷达探测和卫星定位系统。长江上的客渡船都长这样，江边人给起了个名字“小红船”。正是这些“小红船”连起了沿江的一些村庄。 眼下的这条船途经9个站点，基本覆盖了沿线的所有渡口。 始发渡口洋渡是天然形成的深水港，因该地原为洋人洋船休憩停泊之渡口而得名。从宜昌至重庆，这里有洋船出入已有两百年。 这天，清晨的气温是24摄氏度，江上笼罩着一层雾气，对岸云山苍茫。正逢丰水期，洋渡镇原来的码头被水淹掉大半，船不方便靠岸，人们就改道从一旁的坡道上船。 从驾驶舱望过去，一位大爷背着货物正缓慢地走在坡道上，衬衫后背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半。他的家不在镇上，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才到码头。满满的箩筐上还架着一个竹篮，里头铺满青色的葡萄。 大爷刚坐下，葡萄就卖出了两斤。顾客是一位40来岁的妇女，这天她准备带着孩子去县城采买。刚付完钱，葡萄就被身旁的孩子抢去。她一口一个塞进嘴里，边吃边看着江上风景。 风轻轻地吹起女孩的刘海，船开了。早上6点，船驶离洋渡镇，然后会在8点20分左右抵达忠县。 阳光洒在驾驶舱里，面前是开阔的长江，平静到几乎看不出流向。前几日重庆下过暴雨，江水浑浊泛黄，漂浮着上游水域冲下来的树根、木条、泡沫，为了避免螺旋桨被缠上，要小心地避让。 7点15分左右，乌杨街道的第一个码头三条岭到了。码头看起来旧旧的，台阶的棱角已被磨得光亮溜圆，一层只站得下两个人，十来个老年乘客等在码头上。最近下过雨，岸边登船处的淤泥能没过脚踝。曹利芳连忙套上救生衣，上前给行动不便的人搭把手。曹利芳今年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陪在孩子身边，2013年她从广东回乡，和秦大益合伙做起了船生意。多数时候，她待在船舱一层，帮忙售票、靠岸停泊、摆放行李。 上船后，菜农冉瑞平解开麻袋口子，柑橘哗啦一下滚进筐里，她一边和菜农们大声聊天，间或掰开柑橘给大家伙尝尝。 不一会儿，曹利芳来收钱了。冉瑞平掏出背篓底层的塑料袋，展开一层又一层，把票钱数给曹利芳。起点站到终点站的船票要12元，来回24元。但从三条岭到忠县的船票8元，来回成本是16元。 冉瑞平今年70岁，14岁开始卖菜。50岁时丈夫去世，此后她和婆婆，还有丈夫的弟兄生活在一起。兄弟种地，她卖菜。她住在乌杨街道高寨村，走到渡口需要穿越两片竹林、一池水塘、十来条田埂、无数栋废弃房屋，弯弯绕绕地走上一个多小时。这天除了一箩筐的柑橘，她的菜篮子里还塞着空心菜、几个茄子、几把豆角、几根黄瓜，这是前一天她从地里摘来东拼西凑的。 和冉瑞平一同上船的还有七八个老乡，搁在甲板上的除了蔬菜、水果、家禽，还有些其他的。比如，一米多高、装着空塑料瓶的大麻袋，正等着被运到废品收购站换钱。一口崭新的大锅绑在背篓顶上，锅的主人对县上采买的产品质量不满意，想去换一个。 除了几个不赶时间的学生、走亲戚的、赶集的，更多的是卖菜大军。他们基本都和冉瑞平一样，年龄在70岁左右，当天往返，利用回程中间的六个小时去县上卖菜，几十年如一日。有的人住在江边，有的人则住得远些。开船的秦大益和前面开直播的儿子。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繁华落幕 也是从三条岭码头开始，船上热闹了起来，笑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船上的免费早餐也开饭了，秦大益的母亲和儿子负责给大家伙分发。早餐是一个包子（或者馒头、花卷）、一个鸡蛋和一碗粥。 免费早餐持续了两年。2022年秦大益开通直播后，他开始每天给乘客提供早餐。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菜农吃早餐，许多人到下午回家前，也不过是啃了一个一块钱的馒头，连水都舍不得买。 从甲板上望过去，这天上午运送的果蔬、家禽“行李”只占领了甲板的二分之一。眼下不是人最多的时候，7月并非果蔬旺季，又恰逢酷暑，中午温度常超过40摄氏度，人也就少了一半。就在上个月，甲板上被摆得满满当当，放不下的东西都塞到船舱里去了。在五六月份，也就是果蔬旺季时，最热闹的码头能上来70多位乘客。 7点30分左右，乌杨船厂码头到了。这是一个大站，在2018年以前有多艘船在这一站靠岸，如今只剩下渝忠客2180号。 有那么些年，“船要没了”的消息总让老人们着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向船长核实真伪。 但他们无法阻拦时代的脚步。从前这条航线上有七艘船，人挤人，日日超载。如今只剩这一艘，船舱里的木条凳上都没有坐满人的时候。 在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于1918年拍摄的重庆照片里，还能看见江上千帆竞发的景象。当时的客渡船多是木船，船橹用以拨水前行，船身用竹棚搭起。一张照片里，船的甲板上坐着十位船员，一些人赤裸着上身，个个皮肤黝黑，肌肉健壮。 进入新中国以后，长江客船的黄金时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这段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人们出行的需求陡增。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77年8月30日，长江航务管理局决定增辟8条客运专线。 像秦大益运营的这种私人客船也多了起来。忠县港航事业管理中心运输科科长牟仕明介绍，改革开放后，国家水路运输的政策也开放了，鼓励私人客船自主经营，“许多个体户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长江上，能赚钱就是本事”，牟仕明说。 在秦大益的记忆里，三峡大坝蓄水前，水是浑浊的黄色，水面只有如今的一半宽。那时的水有一种野性的力量，船开快了遇到险滩常会翻船。也因此催生了江上航海家——船老大。他们对水位起落，水下暗礁的分布谙熟于心，每到险峻的江段，要换船老大来开船。 一位年过50的乘客回忆，1992年他去广东打工，买了一张35元的船票，从忠县码头坐到岳阳，再搭乘绿皮火车到广州。他记得那艘船的运营方是当地一家轮船公司，船比渝忠客2180号要大起码一倍，有四层甲板，货物都堆在船顶。 他估计，原本那艘船的负荷量是1000多人，却上了五六千位乘客，船上的乘客只能“见缝插针”，两个座位四个人挤，连船舷上都是人。“船要开几天几夜，航速不超过30公里/小时，就跟骑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但江边的人要出远门，没得其他办法，只能坐船”，他说。 如今繁华的码头已成记忆里的场景，世事代谢，世代依托长江水运为生的人们，生活形态已经改变。铁路公路建设、民航事业发展、小轿车快速普及，以及人们时间观念增强后，几度沉浮之下，越来越多的客船告别了长江。 牟仕明介绍，鼎盛时洋渡镇到忠县这条航线有10条船，全县有72条船。如今，两个数字变成了1和4，都是私人承包。 船到码头了，菜农们背起菜准备下船。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无法轻易说再见 秦大益接手父亲的客船后，也亲身经历了几次转折。2003年，三峡大坝完工前已有大批移民离开长江，去到千里之外。2016年底，又一批乘客不坐船了，洋渡镇到忠县开通了直达高速，省下了一半时间。 这些年，一批又一批进城务工和上学的年轻人也走了。冉瑞平所在的高寨村村干部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村里常住人口3000人左右，其中2600多人都在外打工。她介绍，重庆是劳务输出大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70后打工，他们多在云南和广东。“原先一个组就有一百七八十人，如今三个小组凑起来才210人”，该村的一位队长说。 秦大益也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不少年轻人在村里干农活，坐船卖菜、赶集、出来耍，但进入千禧年以后，很少再见到他们了。这些年来随着忠县招商引资，有不少年轻人回乡进厂上班，但他们多半也不会在家。最后的乘客只剩这些以种菜为生的留守老人。 政府每年会发放农客补贴和渡运补贴，一年能有几万块，最多的一年秦大益拿到过将近十万块。但每个月的油钱就要花去一万八。没开直播前，每天客流量平均才100人左右，常常难以为继。生意最好的时候，每月收入也不过3000元左右。 秦大益的困境也是大多数客船船长的经历。奉节往返巫山的船长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疫情前这条航线还有7艘船，每天上午和下午两班船，每艘船隔一天轮流开。但如今只有一天一班。他只能依靠顺带运送一些货物平衡收入，他随时做好了弃船上岸的准备。至于那些告别水上生涯的船长，有的转开客车，有的离开家乡去外地打工了。 秦大益也不止一次准备离去。有那么几年，他白天开船，夜里开货车，帮人运沙、拉石头到工地上，有时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睡两三个小时后又去开船。撑不下去时，他也有几年离船而去，上岸工作。2013年，同村的曹利芳提出合伙运营。有了合伙人，摊到身上的担子要小一些，船又接着开了。 在曹利芳的记忆中，他们接手这条船时，从洋渡镇到忠县的船还有五条。渐渐变成了三条，为了节省油钱，他们商量换成每天两个时间发车，三条船轮着开，一条船可以每个月休息十天左右。2016年通高速以后，交通运输部传来消息，考虑到生意难做，政府鼓励船家转业，如果弃船上岸，可以拿到一笔船费补贴。那一年，三条中的一条走了。四年后，另一条船没撑过疫情，也走了。 一边是无法离开客船的父老，一边是客流量锐减，曹利芳和秦大益一度为难。他们也经历过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那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他们都提到当年那艘船可以拿到65万元左右的补贴。而他们最难的时候，每个月亏损几百元，具体是多少，两人都说“不敢细算”。 在那些“船开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里，菜农们也在想着“菜卖一天算一天”。 船和他们的生计牢牢地绑在一起。“没有船，我们可怎么办”，一位80多岁的乘客说。七八年前，听说渝忠客2180号要没了，她跑了三次县政府，想问问看，有没有办法能留住这条船，和她一样焦急的，还有沿途300多位常年进城卖菜的老人。 2016年底开通的高速路线方便的只是从洋渡镇直达忠县的乘客。至于那些沿江村庄的菜农出行并未有多大改变，沿江公路虽早已建成，可公共交通又寥寥，大多站点还没通车。 如果不坐船，菜农们得步行至少一个小时到镇上，再坐40分钟的车到县城，还要转公交车才能到卖菜的地点。可是挑着50到100斤的果蔬来回倒腾，时间和票价也翻了一倍，这个办法实在算不得是个选择。 下午两点左右，准备回程的菜农。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意外出圈 转机发生在2022年6月的一天，在渝忠客2180号快要搁成废铁的时候，秦大益拍摄了一段视频，画面里记录了江上风景、甲板上的菜、坐船的菜农和船长的日常工作，谁也没想到这条视频在网上意外走红。 货车司机刘洪涛今年36岁，平日走榆林到成都的拉煤专线，1800公里，22个小时。装货和休息的时间，他会点开直播，每天打赏个100元、200元，每个月花费在5000元左右。老人们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辈。十二三岁时，他也曾跟着父母去镇上卖菜，知道菜农的辛苦。父母今年60多了，卖了一辈子菜。 刘洪涛的心态非常典型。据多位主播介绍，关注人群大多是平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他们都称从菜农身上看到了父辈的缩影。 另一个原因是对从前生活的怀旧。朴素的农村景象、美丽的长江，还有野生的码头文化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情怀”是人们口中的高频词。一位乘客说，作为长在长江边的70后，他特别能理解这种情绪，“两岸沿江风景总是能带给我们一种深深的眷恋。” 一个40多岁的阿姨带着爱人和孩子，走上渝忠客2180号二层的甲板。一家人倚在栏杆上看风景。阿姨是本地人，常年在浙江打工，回乡是想带孩子坐船体验一下从前的慢生活。她在宁波一家印刷厂上班，每天淹没在繁重的工作里，她会把手机放在工作台旁，屏幕里播放着长江宽阔的江面和质朴老人的笑脸。 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渝忠客2180号的营生暂时保住了，政府部门还准备今年给渝忠客2180号的船身更新换代。 去年秦大益和曹利芳一起被评为“忠县好人”，虽然仍要自负盈亏，但有关部门已经在想办法帮助渝忠客2180号渡过更多难关，大量的志愿者被派往负责清理航道岸线、码头秩序维护、助农帮销等工作。 从前菜农们在忠县下船后，会在码头阶梯上卖菜。有关部门调研后发现，有人在码头上热晕，也有人差点栽倒在江里。为了安全起见，今年5月7日开始，“直销菜农共同的家园”正式开放。售卖点建在一个停车场旁边，由两个长约50米的蓝色顶棚搭成。 上午12点多，把菜卖完的菜农们，前往附近一家爱心驿站吹空调。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店面是秦大益去年5月开始租的，里头有两排沙发、立柜式空调、卫生间。秦大益从隔壁屋搬来一箱水，分发给大家。 菜农的午饭也常有人请。这天的菜是虎皮青椒、炒空心菜、猪血炖萝卜、豆皮蒸肉、南瓜汤。餐厅老板也开了直播，饭吃到一半，有人买单请菜农吃饭，一人免去了十块钱，老人们鼓起掌来，“谢谢好心人”。 多位菜农说，他们的收入涨了大概一倍。甚至从前那些出于成本、体力考虑不再坐船卖菜的老人们，也挑起担子出来了。据忠县港航事业管理中心统计，渝忠客2180号近两年的客流量涨了一半。听说有人包船，这天的船票免费，菜农们拍手感谢直播间的粉丝。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另一部分乘客的出行也得到了解决。每到星期天，渝忠客2180号会加开一趟船。乘客主要是去县城上学的学生。尽管通了高速，但对于学生来说，乘船的费用能省下不少，加上客车座位有限，许多学生还是选择乘船回学校。如今，这趟加班船也常有粉丝出钱包船，他们希望孩子们能省下钱来，买点书本零食。 一位40多岁的母亲带着儿子上了船。儿子今年18岁，刚刚高中毕业。眼下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母子俩打算回一趟老家，去地里帮助家里的老人收玉米。儿子在一旁睡着了，母亲掏出手机，拍了几张江景。 她从小在水边长大，长江曾是滋养她生命的力量。她想起从前乘船来往县城的岁月，年轻时她常约着几个小姐妹，一起去县城赶集、参加婚礼。这些年她把家搬到了县城，在城里打工、买房、结婚生子，但身后的家乡和家里的父母，仍是她惦念的地方。 航行途中，渝忠客2180号遇到了另一条客船，往返于忠县任家镇和洋渡镇的渝忠客568号。这艘船看起来要更旧一些，船身留下斑斑锈迹，是时光剥蚀下的物证。 站在渝忠客2180号甲板上的一位主播朝对面的驾驶舱喊，“大哥，把音乐放起噻”。不一会儿，一首闽南语的怀旧歌曲在江上响起。 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编辑 陈晓舒校对 杨许丽本报讯 (记者王伟 通讯员曹宇婷 何逸)用人单位以“业务调整”为由，将劳动者岗位从“主管”调至“专员”，并以旷工为由将其解雇。近日，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认定公司解雇行为违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调岗是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权利的行使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用人单位的调岗行为应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用人单位未就其单方调岗的合理性予以举证证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公司以业务发展为由对薛女士进行调岗，就调岗后的薪资待遇、工作场所、工作时间是否发生变化等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沟通过程也缺乏必要协商，故公司对薛女士的调岗不具有合理性，薛女士未到新岗位报到仍滞留原岗位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旷工。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未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薛女士支付赔偿金。

2022年12月22日，公司向薛女士发送《员工调动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与薛某平等协商一致，同意将薛某的岗位进行调整，由交易服务部电商客服专员岗位调到物业部客服专员岗位，并于2022年12月23日到新岗位报到”。调岗后，薛女士由主管降为专员，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调岗通知，薛女士表示不同意调岗，仍在原岗位打卡上班。2022年12月29日，公司认为薛女士不服从公司调动安排，未在规定时间到新岗位报到，属于连续旷工，未通知工会即解除了与其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