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阳：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公约》，2004年8月，中国成为第6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作为缔约国，中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参与《公约》框架下的各项工作，深度参与《公约》操作指南的制定和修订，曾三次担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已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中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还在北京设立了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为亚太地区成员国提供非遗保护培训服务，为全球非遗能力建设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王晨阳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讲述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如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的许多贫困地区有着具有当地特色、形式保存完好、具有重大价值的非遗项目。通过保护传承使这些孕育在基层、扎根于民众的非遗项目带动当地增收致富，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民众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图什业图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种，特色鲜明，细腻质朴。在政府支持下，图什业图刺绣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莹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荣誉称号。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还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很多非遗项目是以普通民众为代表的，比如今年春节期间去英国的广东普宁英歌舞表演队，团员都是当地普通人，有教师、工人、文化馆员等，所以这种形式展示的就是中国当地民众鲜活的、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现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公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在于促进其传承和发展，并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与当代社会相融合。《公约》的精神是互相尊重、增进了解、彼此欣赏，各个国家列入人类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都是文化多样性的代表，倡导以平等交流的精神来进行对话：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也希望倾听到你的故事。通过非遗项目的交流，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共鸣不断生发，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

多米体育是正规的吗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于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积极探索实践，建立并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开创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措施，形成了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

中国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领导，有专门的机制和机构，划拨专项经费，这些支持都是别国不具备的。《公约》中许多重要理念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做出进一步阐发，例如《公约》强调社区、群体及个人，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公约》指出非遗是“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我们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非遗，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非遗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能力，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非遗领域的具体体现。

王晨阳，1989年至2013年在文化部外联局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文化中心处处长，副巡视员；2013年至2015年在北京市东城区挂职任副区长；2015年10月起在原文化部、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工作，历任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司长。2024年3月，任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

王晨阳：概括来说，这20年来取得的成就包括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传承工作持续深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明显提高，以及非遗保护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中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这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也是中国的独创。

在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方面，当地的传承群体作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涌现出一大批经典案例和感人的故事，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减贫目标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这些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也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许多国家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动非遗工坊相关工作，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带动当地人群就地就近就业。目前全国非遗工坊已达到6700多家，其中2100余家位于脱贫地区，覆盖102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非遗工坊已经成为各地党委、政府依托非遗资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抓手之一。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涉及纺染织绣、食品制作、雕刻塑造等非遗项目，覆盖了44个脱贫县、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体现了各地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成效。

保护非遗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要坚持扎实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作为，为保护人类共同遗产作出中国贡献。(完)

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非遗保护理念。《公约》中没有“代表性传承人”的概念，中国建立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激发了广大传承群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列入代表性传承人必须符合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得有明确的传承谱系，是有传承根脉的；其次是有技艺；第三是必须能传承，有传承。所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是特别强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还体现着平等性。代表性传承人不论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大家都传承着中华文脉中某一部分的文化内容，站在整个文明的角度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有效激发了最大范围的传承群体，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带动了全社会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群体的广泛认可，形成了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