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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蕃古道保护与申遗工作中，可参考“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成功做法，沿线地区应统筹协调，组织跨学科、多部门的联合考察、研究论证活动。本着整体性、系统性、活态化原则处理“点线面”的关系，串联起历史价值与完整度高的单体遗产点，形成相互呼应、内在关联的“线”，挖掘整体内涵和深厚背景，提升以古道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软实力。具体举措上，应兼顾“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选取精华遗存打造小规模创意展馆或多馆联展，设计旅游线路，带动周边环境改善和资源整合，还惠于民。(完)

如何看待唐蕃古道的“前世今生”？古道在各历史时期怎样沟通中国与各国往来交流？推动古道联合申遗有何对策建议？中新社“东西问”日前专访青海省社科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张生寅，解答上述问题。

放眼世界，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从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地中海的“香料之路”、南美洲沿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古道等举世闻名的文化线路都诞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同样，唐蕃古道在“世界屋脊”上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交往、商贸物流，承载着多民族迁徙与游牧、农耕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K1体育网站唐蕃古道跨越今陕、甘、青、藏四省区，因唐朝与吐蕃间的交往而畅通繁荣、闻名于世。千百年间，它不仅联通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大地，并与通往南亚的蕃尼古道以及通往中西亚的丝绸之路相接，共同构成丝路南线交通网。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在古道上往返驰骋，推动了彼此间政治经贸交流与文化传播。

此外，这一时期沿着唐蕃古道，青藏地区蒙藏政教上层广泛参与的贡赐贸易也十分兴盛，沿线各民族全面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张生寅，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兼文史研究所负责人、研究员。被聘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专家、青海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特邀研究员、青海省文旅产业智库专家、青海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咨询专家等。

在明清的大一统时期，中央王朝强盛，驿站设置和道路维护比较有力，使古道各方面功能凸显；在其他时期，古道的利用更灵活、沟通功能更明显，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大一统时期，这一点从北宋与唃厮啰政权贸易往来的例子可以得出。

张生寅：说起唐蕃古道，一般指吐蕃政权两位赞普先后迎娶唐朝文成、金城公主时所走的路线。其实这条道路并非那时才有，而是在漫长的时空中，通过人们的自然交流、选择慢慢形成并趋于稳定。

北宋时期，唐蕃古道上茶马贸易繁盛，沿线部分商镇发展成贸易中转站。唃厮啰政权借位置优势积极发展商贸，为商旅提供食宿、派兵护送、允许其在境内修盖货栈，定居贸易，城内各国商贾商品云集。

明清以来，茶马贸易逐渐成为唐蕃古道商贸交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高原百姓日常生活“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明、清两代积极推行相关政策，茶叶成为重要的商品和贡赐品，紧紧联系起了内地与边陲。

唐蕃古道虽然开辟很早，但真正大放异彩则是在唐代。唐蕃和亲与官方驿道体系的建立，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推向高潮，曾现“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盛况，以“和同为一家”的汉藏友好交流深入人心。

元明以来，佛教文化艺术继续成为中国与南亚交流的重点。尼泊尔建筑工艺大师阿尼哥将佛塔、造像等传统艺术传入中原，带领古道沿线众多学徒在北京、山西、西藏多地兴建白塔，这些匠人受尼泊尔传统工艺影响，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创造出热贡艺术等本土化的艺术派别。

张生寅：唐蕃古道向南与直通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等南亚诸国的蕃尼古道相接，向北连接通往中西亚的丝绸之路，共同构成重要的陆上交通网，在不同历史时期联通着中国与友好邻邦。

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值得注意：商贸发展需要依托稳定的政治环境，元代以前，唐蕃古道沿线兴起商镇的如青唐(今青海西宁)、鄯州(今青海乐都)、河州(今甘肃临夏)，位置都处于农业区；而明清以来，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中央王朝对青藏高原的边疆区域强化管理，农牧业区交往频繁，在古道沿线的牧业区涌现如丹噶尔、结古寺、拉加寺、都兰寺等大量的商贸与文化中心。

张生寅：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文化线路宪章》中提出文化线路的5个认定要素：关联背景、内容、跨文化的整体意义、动态性和定位，强调线性文化遗产的跨区域挖掘与整体价值体现，突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情怀”及对全球的启示意义。

张生寅：唐蕃古道是由主次相连的路线组合而成的四通八达的综合性“路网”，主次道间的关系因时因势发生更易，整体呈现动态互补、持续利用之势。

张生寅：按照《新唐书》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唐蕃古道主道大致路线以鄯城(今青海西宁)为界分为东西段，东段经长安(今陕西西安)过鄯城，西段途经阁川驿(今西藏那曲)，到达逻些(今西藏拉萨)。根据考古发现，还可勾勒出南、北两条次干道以及各条支线。

沿着唐蕃—蕃尼古道，唐朝与天竺互通，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汉地造纸术及印刷术也在吐蕃地区与最早产生于印度“贝叶经”的“梵夹装”形式结合，产生了新的书籍装帧形式，进而又影响了汉地书籍的装帧。

一般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唐蕃古道的雏形。位于西藏昌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中，曾出土磨制石器、玉器、贝、粟等，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遗址中的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与马家窑文化的居住形式相似，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而在西藏遗址中发现的盛行于黄河流域的棺葬葬式则折射出人群的迁徙。种种考古学实证表明，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物产、技术与人员的交流。

步入现代，随着青藏公路通车，进藏线路的重心西移至柴达木盆地，但时至今日这条世人熟知的“天路”依然是进藏物资运输的“大动脉”。近年来，入藏通道连接南北、沟通东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青藏中线”与唐蕃古道主道西段几乎完全重合，沿线游客往来、商旅畅通，让古道重焕生机。

北宋时期，北宋与河湟地区唃厮啰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唐蕃古道沿线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宗哥城(今青海海东境内)等逐渐成为十分繁华的商业城镇，设立的驿站被称为“唃家位”，专门接待往来的贡使和商贾。

交流一定有路径可依，路径开辟则有规律可循。原始先民基于对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往来迁徙一般循着高山大河行走，取道于固定的河谷山口、河道津渡。这些河谷津渡，大都是地势平坦、水草丰盛、水流平缓之地，利于人畜行走和水草补给。唐蕃古道的形成与发展也始终遵循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