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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华：2023年3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启了王庄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年度考古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有几项发现是前所未见的。

王庄遗址M27大墓的发现，可以证明该社会群体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能要高于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内的多数地方。M27大墓是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王庄遗址在整个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发展态势。同时M27的发现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大汶口文化中期时该地区已形成高度发达的古国文明。

八达国际平台官网永城王庄遗址是河南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有哪些显著特征和文化独特性，又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2023年主持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答。

其次，我们在该遗址核心区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等级很高的大汶口文化墓地。2023年发掘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近30座，表明这里墓葬分布密集，葬俗葬制独特，墓葬均为东西向，墓主头向东，不同级别的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各小区墓葬大体呈南北成行、东西成列排布。其中M27是一座超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有椁有棺，墓口长约4.8米，宽约3.6米，墓室总面积逾17平方米，随葬各类器物总数超过300件。从墓葬规格来看，墓主地位显赫，推测为早期东方古国的君主。

首先，通过系统钻探，我们初步确定了该遗址的范围与规模，证实这是一处总面积逾60万平方米的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总体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椭圆形，遗址中心区有一座小型环壕，壕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认定，这是首次发现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大型聚落，也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一个中心聚落。

此外，遗址还具有独特的葬俗葬制：其一，从墓葬的墓室空间结构来看，这批墓葬的墓主往往居于相对从属地位，偏居墓室北侧，侧身或仰身，墓室中央的大部分区域则用于陈放随葬器物；其二，以实用器随葬，不少器物形体硕大，器表多在烧成之后涂以彩绘，显示出其具有典型的礼仪性质；其三，墓葬间存在分组“有意打破”现象，也就是说部分早期墓下葬若干年后，后人在营建墓室时会有意地挖开早期墓葬，并保留早期墓主的骨骼及随葬品再次埋葬，从而形成上、下两层墓葬墓主骨骼相叠，两墓随葬品连续堆放的奇特景象。该遗址所见的葬俗葬制与其他地区大汶口文化迥然不同，反映出其独特的宗教信仰与社会观念。

遗址发掘出土陶器近千件，常见器类，如壶、鼎、豆、背壶等器物的形制及演变趋势，均与核心区大汶口文化保持一致。但遗址出土陶器融汇多元文化因素，同时形成典型的地方特色，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器形与器类。器物群中，可见来自中原仰韶文化因素的红陶罐、红陶缸，来自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瓦足鼎、弦纹壶，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贯耳壶等；玉器如双联璧与锥形玉坠，分别受到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陶器群中地域特色也很鲜明，比如出土的融合小口尖底瓶与背壶两类器物形制的瘦长体背壶，为目前全国仅见，成组的带盖陶鼎及部分壶、背壶等都与其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有明显差异。

王庄遗址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中心聚落，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王庄遗址的发现重塑了豫东、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格局，使我们认识到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时，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已拓展到此地。作为中心聚落的王庄遗址其周围必然分布着一定数量的次级聚落，由此可以推知，以王庄遗址为中心，该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具有较大规模与人口的社会组织。

朱光华，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个人领队。主要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等，曾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项目等，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合著)，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发掘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荣获“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王庄遗址所见多元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层次：墓葬出土猪下颌骨、獐牙，以及墓主枕骨变形等现象，反映出对该社会群体东方部落宗教与传统的继承。出土陶器群中涵盖仰韶、屈家岭、良渚等文化因素揭示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社会群体社会生产及生活习俗的互鉴。出土玉器中红山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因素代表着黄河下游地区社会上层的观念与礼仪融合了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以上发现均证明，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通过宗教思想、礼制观念、审美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开放的、互汲取进步因素的协同演进模式。

在融汇邻近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王庄聚落先民对于器用制度有较为显著的创造性发挥。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玉覆面、成组石圭，都是同时期遗址中前所未见的，前者代表了中国古代葬玉的最高等级，后者为中国古代帝王诸侯举行仪典时手持的信物，因此具有鲜明的礼制内涵。礼仪是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礼器的出现由此可以表明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的形成。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色彩，墓葬规模与随葬品差异悬殊，目前发现的超大型墓葬墓室面积达17平方米，大型墓葬面积约6-8平方米，中型墓葬墓室面积约3-4平方米，小型墓面积不足2平方米。大中型墓葬出土数量丰富的玉器，其中包括具有礼仪性质的玉钺、玉覆面、石圭，以及制作精致的骨器等，小型墓则仅随葬少量陶器。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群体已具有明确的阶层划分，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朱光华：王庄遗址虽然发掘时间有限，但揭露的遗存特征鲜明，出土器物数量庞大且内涵丰富，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习俗的地域性与高度等级化等特色。

而就葬俗葬制而言，王庄遗址与迄今所见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葬俗都截然不同，思想观念往往是区分社会群体最核心的依据，由此说明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群体在东夷集团中具有相对独立性，或者说是古东夷族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支系。

从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来看，王庄遗址主体遗存隶属于东夷大汶口文化系统，其年代大体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第一批碳-14样本测年，数据在公元前34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之间，说明测年结果与类型学分析的结论基本吻合。

王庄遗址的文明化程度可以从大型聚落形成、社会阶层分化与礼器使用等方面得到很好诠释。如追溯这些文明构成要素的渊源，可以看到在公元前三千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地区均已出现带有防御设施的超大型或大型聚落，代表社会阶层分化的大型墓葬也不断被发现，不同文化区域出现类型相似的礼仪用器，各区域文明在核心要素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其中有些因素影响深远直至青铜时代，由此开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完)

最后，王庄遗址目前已发掘出土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类别。这些遗物主要出土于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玉器数百件，陶器近千件。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类或器形为中国史前考古遗址所首见，比如成组出现的“石圭”、结构复杂的“玉覆面”，以及部分造型奇特的陶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