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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春：仅从地缘政治或地缘争端的角度来看待中欧、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这其中肯定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就是文化或文明的层面。我在尼山论坛上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中欧交流的开端，想起了莱布尼茨、伏尔泰还有黑格尔等。

我相信，贸易关系和经济关系，包括连通欧中的基础设施，可以成为进一步合作的先决条件，也可以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良好先决条件。

施寒微：由于中国越来越强大，欧洲对于中国的恐惧也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我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发展的积极面，我们也应当更多地认识到，中国是国际社会重要的稳定因素，这一点欧洲和美国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不过就现状而言，欧洲对华情绪常常突出“恐惧”的一面，而我们都知道，恐惧只会让事情更糟。

即使面临杂音，德国2023年的对华投资仍旧创下历史新高，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尤其明显。此次朔尔茨访华，还有德国环境部、农业部、交通部的部长随行，表明了双方将在这些领域展开新的进一步合作。而众多德国世界级企业的CEO，也早已成为德国政府访华团的传统成员。朔尔茨总理此次访华，希望能够释放出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第三，双方应进一步拆除社会交往的藩篱。中方在2023年11月宣布对德国来华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入境，就是深化交流的良好开端。不失自信的开放和深化开放，是中国的成功经验。

胡春春：中国想要发展，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因此，欧洲更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诉求，而不是怀疑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大国诉求”。

我们之间没有海洋相隔，反而有很多道路相连，欧洲也可以参与如今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也确实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相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西欧也有兴趣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我相信这也是双方共同的愿望，我们之间的合作潜能非常大。

中新社记者：胡老师在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东西问·中外对话”论坛的青年圆桌上提到，地缘是一个很短视的角度，文化才是跨越鸿沟最有力的工具。请您介绍，文化拉近中欧之间距离的创造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春春：通过访华，朔尔茨传递了与中国继续保持合作的意愿。在政治上，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也是负责任的德国领导人的明智选择。在经济上，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基石。朔尔茨访华，也是刚刚升至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德国的领导人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其连续8年的全球最大贸易伙伴的访问，其意义不言自明。

施寒微认为，欧洲和中国处于同一片大陆，彼此间有许多联系，同时也必须加深这些联系。而贸易关系、经济关系以及连通欧中的基础设施，都可以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

施寒微：如果我们真正考虑到自身利益，那就不难意识到，欧洲和中国其实是处在同一块大陆上，彼此间有许多联系。哪怕欧中之间隔着许多国家，我们也必须加深这些联系，双方不应将对方视作威胁。

“欧洲害怕中国，对中国有误解，如今的中国不符合欧洲人的‘设想’。”这种对华认知显然不利于进一步地发展双边关系和教育合作，因此中西双方应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一方，必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们的社会也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中国观，中国学和汉学在其中当然有所裨益，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双方之间更多的人际交往，也就是人文交流。

中新社记者：国际舆论场上有一种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的声音，那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请问施教授，当前欧洲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华文明？

诚然，有时候找共同点比较容易，有时候比较难，甚至有些时候，对话可能会中断；但是和其他很多国家相反的是，中德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已经发展得很深远，如果我们因为切断双方的联系而错失一些良机，那将是一件憾事。(完)

中新社记者：据报道，朔尔茨此次率德国经济界代表团和三位部长访华，释放何种信号？中德和中欧如何才能抓住机遇，维持当前互利合作的积极务实态势？

施寒微：欧洲一些人把中国视作一个整体，而不能理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国家，由不同的区域构成，有其自身的内在活力，历史复杂悠久。存在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不像欧洲人想的那样千篇一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欢迎德国等欧洲国家更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不仅指传统文化，还包括当前的发展——这样他们就能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究竟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而胡春春则认为，中国有发展的权利，欧洲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诉求，而不是怀疑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大国诉求”或“大国幻想”。他提醒，欧洲国家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且不仅是传统文化，还包括当前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我们曾经对话德国汉学家罗梅君教授，她认为，德国政界和媒体要求撇开中国、“独立”建设“中国能力”的声音是错误的，这样做也行不通，您如何看？

bb娱乐平台登录艾弗森目前，德国总理朔尔茨任期内第二次访华正在进行中，在欧中合作方面，向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欧洲与中国又当如何进一步夯实对话基础？近期，对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负责人、德国研究者胡春春，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

施寒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共同体，20世纪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只有当我们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那这个世界才是人性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同意罗教授的观点，虽然距离遥远，但我们仍应寻找共同之处。

第二是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产品具有技术和生产的优势，完全可以为德国在实现气候保护目标的同时降低成本作出贡献。朔尔茨在重庆和上海参观的德国企业，就属于氢能和环保技术领域，而德国交通部长的随行，更是为两国在面向未来的环保、能源和交通技术领域，打开了合作共赢的想象空间。

也就是说，欧洲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从哲学、从文化开始，从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开始，来形成他们对外来文化、外来文明的看法，而不是立即从政治或地缘政治开始——相反，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欧洲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向中国学习，比如欧洲显然可以在实用哲学的意义上、在儒学的意义上向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