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现,做运动员更容易,做教练天天要上班,只有一个队员在也得去,还得开车、买机票、订旅馆,像后勤一样,我语言也不通,也不会开车,就是从头学起。还是做运动员更自由,没人逼我去训练。
1983年第37届世乒赛,我拿了混双冠军、女双季军,女单八进四的时候让掉了。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我以前从来不说,这是国家队的秘密,现在不是了。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关系,我的付出就是凭良心在做事情,可能会被人误会,一腔热情不被理解,这是最痛苦的时候,慢慢你就会接受,让它去吧。在你身边的人,你不需要解释,不懂的人,永远不要去解释。自寻烦恼很累,最重要的是自己做到最好。
那年第38届世乒赛结束后(编者注:倪夏莲获得女双亚军、混双季军),我就觉得我应该走了。我得过世界冠军,已经梦想成真,到了一定时候,我也不想要再多几个冠军了,在我的一个角落里过自己的日子,这是我的理念。
我的体育老师郑申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的直板正胶、静态快攻,有人说动作不漂亮,但它是非常合理的,不合理,不可能打到现在。我能学到这份上,打到这份上,跟他手把手教我分不开。
至于下一届奥运会我能否参加,还是不谈了,奥运会不是我想参加就可以参加的。我打到现在,也不是因为年龄优势,而是卢森堡需要我。帮他们,也帮自己打到现在,挺开心的。当然输球也很痛苦,年轻也要输,老了多输一点。
在海外,打电话最奢侈。这(编者注:指与记者进行视频连线)是我的一个梦想,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可以这样聊天,但90年代,一台电脑大概2万人民币,要几年的工资,好不容易赚点钱,2万块这么去花又不舍得。
我还是吃中国菜,西餐做半成品很容易,但我还是要自己切一切肉,炒肉丝、炒肉片,花在厨房的时间很多。平时早晨睡个懒觉,慢慢喝个咖啡,吃个早餐,看看手机,很悠闲,业余时间去打一打球。平时不比赛的时候,我很少练的。
割草的事儿都是我先生了,不过我现在也学会了。对,很简单,很有意思,割完草了还有青草香,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人家路过你家的时候,不要脏了吧唧的被人看不起,对吧?我们都是要面子的。
我们先从比赛来讲,第一场球也是很惊险。3比0领先土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给她追到3比2。如果我自信心不够,或者战术运用错误,会被她反败为胜。
而且,赢中国队从来就不是我的目标。我心里想的就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我的心一直是在国内,只是在不同的岗位做我的事,打我的球,在这个工作里尽自己的努力去履行我的责任。
这半年多来,他们成长很快,我们三个都参加了奥运会单打,卢卡是卢森堡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奥运乒乓比赛的男选手。我们破了很多纪录,从比例上来讲,卢森堡是参加奥运会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只有65万人。乒乓球还是给这个小国家带来了很多盛誉吧。
陪练的时候,我尽量去模仿她(金琴英),给莎莎和楚钦制造一点难度,让他们在比赛中更容易一些。其实他们已经很棒了,是有备而来,中国队的教练真的了不起,非常专业,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要兢兢业业地去处理。
我们不能跟自然斗。竞技体育一般过了三十、三十五岁,肯定是不行的,反应、力量,激情,整个是不一样的。训练的时候,人家练五个小时,我最多两、三个小时。人家打多球,可以打两个小时,我撑死了一小时。
我说我是家庭妇女,看上去在开玩笑,真是这样。在家里该洗衣服了、做饭了、擦地了、买菜了,没有这个我没法过了。我为人妻为人母,是一个妹妹,还是一个小女人,完全去打球不可能,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b体育网页版登录入口这个夏天,61岁的她代表卢森堡第6次出战奥运,凭借其独特的直板长胶倒拍打法,差点让土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闪了腰,后以四比二的胜局晋级32强。之后对阵孙颖莎,零比四,她几乎全程都被碾压,但始终未减在场上的“松弛感”。
第二场球和孙颖莎,能和世界第一打,输赢早就不重要了。特别是莎莎那几个球,我笑出来,我是在欣赏,真棒,我就想不到会有这样(打球)的可能性。
有一板赢了之后,我直接原地转了个圈,哈哈哈!赢一分我也很感动,很多时候,这场球对我来讲根本没法发挥,她太强了,完全控制我,那么有一个球的打得特别爽、终于打一个自己的球了,我也是乐在其中,非常享受。
开始的时候肯定辛苦,但国家队没有放弃。慢慢我就打到全国第二,队内23人打大循环,我打到第五。以往这种打法肯定垫底,原来长胶都是防守,我在这个性能上面进了一步,不光防守还有进攻,所以教练组给了我机会。
我们家前面是花园,后面是菜园。我买的菜都是苗,天天会去看需不需要浇水,有没有虫子在吃,像上海的鸡毛菜虫子多,我就不弄,太辛苦,我也不想打农药,所以黄瓜、西红柿这些都是每年挂在那里。
其实奥运期间,我和中国队接触不多。各自准备比赛,大家都需要空间。我非常理解,也知道过他们的一些规则,我的任务就是不要添乱,中国队担子很重,不像我们讨江湖的,压力完全不一样、任务完全不一样的。
好在这次自己能顶住。我还是比较松弛,马上回到比赛当中集中我下一板球。土耳其的孩子也很放松,她的打法比我松很多。我要在关键的时候卡住它,这就是战术应用。
确实国内有些反对的声音。国内就像爸爸妈妈,觉得这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去帮人家?我们是“海外兵团”,也没办法去跟他们争论,双方处境不同,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每个人都有他背后的理由,理解万岁。
现在转眼年龄上去了,我们上海人说,整天盯着个球不放,脑子有毛病。所以我的时间特别珍惜,平时就这么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给乒乓球,小跑去捡球都开心,因为还可以打球,偶尔赢两场也很开心,输了没关系,人家练的比你多,正常的应该的。
在这次中国对朝鲜乒乓混双决赛前,她因打法与朝鲜队选手金琴英相似,受邀给孙颖莎、王楚钦做起陪练。回忆起那一刻,倪夏莲觉得很开心,她说虽然已经不在中国队,但她是从中国队出来的,“要为中国队去考虑”。
1990年6月,我跟卢森堡签了合同。过去300多公里,德国的老板开车送我,卢森堡的市长跟俱乐部都在海关,几辆车等着接我,非常隆重。我在欧洲三十多年,没有一个队员有这待遇。这一份尊重和信任是无价的,奠定了我们相互之间愿意非常好地合作。
海外打球的理念和国内不一样,我小时候目标很明确,我是要打世界冠军的。这里是打着“玩”,今天开心了来打打球,明天喜欢体操了,跑体操馆去了,后天去唱歌了,他们的发展理念也是多方位的,没有说一定要攀高峰。
离开那天,我从上海到北京、北京飞到柏林。说起来都是泪,我要忍住自己。我跟第一个爱人去的,我们从小在一起打球,因为我们是两个人,爸爸妈妈也挺放心,我想我会回来的。我从来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扔不掉、甩不掉、忘不掉,但是又没办法。
一步一步从上海江湾体校、市体校,到上海队、国家队,都是教练和老师呵护着。自己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我很乖的,老师说什么我都听。很多人都确实比我好,方方面面从身高、家庭背景、感觉技术等等,我看在眼里。我捡球都在小跑步。
朝鲜混双这一队很厉害。特别是用左手的金琴英,中国队不一定见过。他们很少出来比赛。全球混双选拔赛我们一起打过,因为他们上来了,把卢森堡的名额挤掉一个,本来(卢森堡混双)有机会进奥运的。
之前院子割草是她丈夫在弄,现在她也学会了,每次除完草,都能闻到一股青草香。转眼到了这个年纪,她不再需要像以前盯着那颗球不放了。
1979年(编者注:倪夏莲16岁)进中国队后,我坐了几年冷板凳。在这个情形下,我改了一个打法,长胶进攻,这种打法当时在国家队没有的,教练组也开会了,万一改不好,我还没有成绩,运动生涯就结束了。经过三天考虑,我觉得还是去试一试。
这种被人家翻盘的经历很多,上一次在东京奥运会,我跟申裕斌打,其实开局非常好,领先很多,稍微走了一点点神,第2局输了,后来3比4输掉比赛,非常可惜。
也没能力天天跟父母打电话,扔一个钢板进去——我都挺好的,放心;昨天比赛赢了,你们都好不好?好好好……两分钟,钱没了电话就没了,讲也讲不完,想想又不舍得。很多的心情、委屈也好,都要自己消化。现在想来,爸爸妈妈可能承担了更多的痛苦。
当然合同里面也写了,我过来是做国家队教练兼运动员,我心想也挺好的,我不想在一线打太多。后来偶尔打几个(比赛),他们发现我的球可以直接拿成绩,就决定让我去打,国家队希望我这么做,那我也得履行我的责任。
到交大读了一段时间后,国门打开了。1989年,德国拜尔俱乐部请我过去,签两年合同。当时国内的工资一百多块钱一个月,已经很高了,但是我出去可能十倍、二十倍,我想赚点钱,给家庭带来好的生活。爸爸妈妈在上海小日子也过得挺好,但作为女儿,我希望他们更好。
这也是我打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很自由。世界比赛、欧洲锦标赛这些大的比赛,我只要参与就行,那我觉得很轻松,就一直“混”到现在。
我总是说受伤了、生病了,你就说再见吧!没必要再打了,我们打球本来就是要增强体质,帮人家也不至于要牺牲自己,我健健康康地活着,是对家人的责任。
平时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她还兼任给搭档卢卡·姆拉德诺维奇和莎拉·德·努特带队,就像小时候做班长的“一帮一”,有时候他们开玩笑叫她“妈咪”。在卢森堡,打球只是她的“副业”,她有自己的公司和旅馆,当她结束这场巴黎之行,总有比打球更重要的事——睡个懒觉、喝杯咖啡,洗衣做饭……
回过头想想,如果我不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不可能达到这种奉献精神。卢森堡作家Gaston Zangerlé为我写了本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倪夏莲——上帝的礼物》。他是这样评价的:中国好的教育和卢森堡好的平台才造就了我的成功。我自己没觉得成功,但确实在国内26年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财富。
“我只是其中一个垫脚石,为中国队扫清道路。服从集体利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她说,可当谈到1985年乒乓女队内部矛盾,“让它永远成为历史吧。”隔年,她离开了国家队,自此开启“海外乒团”生涯,说到这里,她还是忍不住哽咽。
像孙颖莎、陈梦、王曼昱,她们是世界顶尖的,我是重在参与,自己都明白位置在哪里。当然,我的天职要争取去赢。赢每一分、每一板也是赢。
这块金牌太重要了,上一届丢了,我们都希望能够赢下这一块,而且它是乒乓比赛的第一块奖牌,对整个士气也很重要,我个人的利益,那时绝对是不去考虑了。
丢球时,她像个懊恼的小女孩,急得跺脚;好不容易扳回一球,她会兴奋跃起、转圈,脸上的笑意像溢出了屏幕——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她也很爱笑,乒乓球给她带来的纯粹与快乐,时常在她弯弯的眉眼里闪烁着,“能和世界第一打,输赢早就不重要了。”
她的确做到了,1983年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20岁的她拿了混双冠军、女双季军。她也参加了女子单打,“(八进四)让掉了,当时是服从组织安排”,提及此事,她语气平静,坦言过去“让球”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顺其自然走到现在,我很幸福。爱人Tommy24小时陪着我,什么都帮我弄好了,我练多的话,他也会提醒我。这次巴黎奥运,我两个孩子知道这是关键时刻,但总是要劝我,差不多可以了,不必去强求。哥哥姐姐对我也很支持,我忙的话,他们会做一些菜送过来,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作为一个球员,卢森堡对我挺好的,我也在尽力帮他们。我从小在班级里边都是班长,旁边坐的最差的,老师老要我去一帮一,所以我很习惯帮助别人。现在我带队的还有两位队员,一个女双搭档莎拉·德·努特,一个混双搭档卢卡·姆拉德诺维奇。平时我们是叫名字的,有时候开玩笑也会叫我妈咪。
打完回来,我是中国队三个重点培养之一,还有戴丽丽、耿丽娟,我们吃的伙食都不一样。1985年队里有一些事情,我也不愿意多说,让它永远成为历史吧。
其实我没决定在卢森堡长居,结果七搞八搞年龄上去了,要生孩子了,孩子出来要照顾,一年一年就这么过,说起来也挺糊涂。但这样也挺好的,不会太痛苦,有时候目标太高了,达不到会痛苦,我就过普通生活最好了。
正好交大的老师也找了我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回到学校读书。我14岁进上海队,高中没有读完,数理化肯定是跟不上的,到了交大读科技英语专业。大学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包括为现在跟老外交流打下基础。
否则我第二天没法恢复,睡一觉还是累着。万一不当心,我要受伤的。受伤往往是疲劳了,思想不集中,或者腿上的劲没原来大,本来以为这个跑动可以,结果跑不到了,这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要顺从你自然的状态。
但从专业角度来讲,赛前一样的打法练一练,心里会踏实。整个赛场上可能一个球就会定胜局。如果能够帮到他们,我很开心,虽然我已经不在这个集体了,但我是从这出来的。广义上讲,我还是属于中国队,要为中国队去考虑。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他们觉得我没有能力拿冠军,我也可以理解教练这么想,我只是其中一个垫脚石,为中国队扫清道路。服从集体利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让过球,很多人让了,还接受别人让他。但我很不幸的是,没有人让给我过。
当然,对于从小苦练、捡球都要小跑步的她而言,这项运动并不轻松。一路从上海业余体校打进中国国家队,身高、技术并不占优的她坐了几年冷板凳,那时她需要赢、需要成为冠军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