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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1940年2月生于昆明，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构建或发展了“儒学第三期”“文化中国”“启蒙反思”“文明对话” “精神人文主义”等论域。

冠恒体育手机app“文明对话还是冲突，是世界正在面临的重大选择。这不仅是文化间的选择，更是关乎人类存续的选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如是说。

杜维明：文明冲突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来的。背景源于最近50年一度影响很大的思路，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多元化(pluralism)，而是一个单元、单向发展(unidirectional)、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因此，世界可以分成极度现代、近乎现代或者走向现代等阶段，现代化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西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派事实上影响极大。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讲过“历史终结”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二战后，直到西方文明，特别美国文明兴起以来，世界逐渐只受一种文明力量的影响，而其他文明都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干扰。

中华文化涵藏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它为我们通过自我反思、自我理解、自我认识，以至于自我批判而吸纳、融汇、影响其他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中华文明所代表的，及至后来东亚文明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圈，是一种和谐的、兼容并包的理想。它能够逐渐从少到多，从薄弱到丰富，扩展它的视域，同时，也能够发展这个文明内含的各种不同潜能。因此，中华文明，在和谐共存的渐进过程中，开显人类的智慧、发展人类的价值而得以不断丰富，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文明。

人工智能等科技，极大扩展了沟通速度、沟通幅度、沟通深度，这是以前人类文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因为沟通的方式增加，大家互相交融的可能性、互学互鉴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文明对话，必然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不能够忽视、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一个宽广道路。

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荣任)、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台“中研院”院士、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第一副主席。曾任哈佛宗教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6-2008)、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代表作品：《行动中的新儒家思想：青年王阳明》《中庸洞见》《仁与修身》《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道、学、政》等。

最明显的，图书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自“轴心文明”以来，人类共同智慧以文本的形式记录和汇集，并凝聚为各种经典中，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累积，以至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个明显挑战是，图书不再是保存人类智慧、保存人类价值的唯一方式。

杜维明：兼容并包，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我想无论哪一个文明，都应有这种自觉。但糟糕的是，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蔓延各处的是单向主义，这是一种宰制性文化策略，而非包容性的文化策略，但却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起到非常重大的影响。

“轴心时代”的理念，给了人们一种多元倾向的、非常宽广的哲学思路，代表了人类大家庭的一种共同愿景，当然这中间有辩难、讨论乃至矛盾冲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发展出一个共同价值。我从事儒学研究，特别重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多样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也希望走出一条能够多元开放的、包容各种不同人文价值的思路。

在现阶段，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矛盾的情况。怎样能够把对话的空间、广度、深度扩大，能够减少对矛盾和冲突所发生各种不同的障碍祸害，无论对人文学是否有兴趣，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大课题。

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一种明确的理解，就是要避免核战、避免这种对人类的极具杀伤力的暴力。我想，这中间除了核战以外，气候变化以及大自然受人文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各种灾害，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此前提下，中美更应思考，如何互相联系，互相连接。

中新社记者：您一直倡导并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在当代，我们如何超越轴心时代(Axial Age Civilization)，展开新一轮的文明对话？

日前，身兼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的杜维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寓所接受中新社“东西问”视频连线访问，就文明对话、中华文明及中美关系等议题进行了回应。

中华民族在人类集体智慧的积累过程中，曾做出极大贡献，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必有更大贡献。因而，人工智能，也是21世纪人文学应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现在我感觉到，中美在文明方面的矛盾冲突，假如得不到解决，而只是单纯在贸易、军事和其他的物质精神上面进行博弈，那么二者间的紧张、矛盾、冲突还会持续发酵、继续升温，而这也是中美之间最大的风险所在。

杜维明：“轴心时代”由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所指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波澜壮阔、至关重要的时代，因而用了“轴心”这样一个机械性的词汇来描述。

人工智能的出现，一方面，可能会对人类智慧的传承和扩展方式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如何“学做人”，即“何为人”“人的意义”等问题，更加凸显。

在“轴心时代”，全球有至少四大文明，包括犹太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都发挥了很大影响。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化学研究的学者们，认为这种精神——主要的文明同时出现、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时代——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这不是单向或非东即西的，而是一种东西南北都包括在内的特殊精神。

杜维明：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的文明，在此之上，向各个不同的文明互相借鉴，不是一个对外冲突、对外侵略的文明，而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明。以中华文化观之，我们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扩大视域(vision)，拓展对自然、对人文世界的认识，然后逐渐通过和平共存，大家互相交融(fusion)，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从远古以来，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背景，就是交融。它是学习的文明，更是一个交融的文明。因而，它也是一个对话的，一个能通过对话来互相借鉴，互相发展的文明。

杜维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即使是眼前的事情，都十分错综复杂。极少数人掌握了太多资源，整个人类文明陷在一种割裂、分歧、矛盾、冲突的心境之下。一方面，物质发展在人类文明中，有太多值得大家欣慰、喜悦、引以为傲的进步。但是，关于人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课题，也变得日益紧迫。201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我们把“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作为主题，也正是用意所在。何为人，如何学做人，进而言之，将问题展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这四个方面，都是我们必须共同考虑的课题。

亨廷顿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说我们不要忘了，人类有文明有对话的可能性，有对话的期待，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厉害。他是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不同文明、所代表不同的取向而提出的担忧。文明冲突提出后，影响非常广泛，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哈佛时和亨廷顿有过一些交往，他关于文明冲突的工作坊(seminar)都邀我参加。当时我很明确地指出，假如说存在文明冲突的风险——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各种类型的冲突——对话就成为必要。这一观点，和亨廷顿晚年所提出的基本看法是比较相合的。正是因为冲突是矛盾的、是危险的，所以要发展出对话的机制。我基本上是希望，从矛盾冲突和文明冲突的陷阱里跳出来，能够在一种平等互惠、和平共荣的心态上进行文明对话。

杜维明：现在大家担心，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开展对话的可能性减少。我们一般理解，假如人类文明发展是多元的，即使从轴心文明看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文明，那么现代化视域下，将来人类文明的走向应该是多元多样的。即除了轴心文明所代表的几大文明，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文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所代表的文明，都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些遗产需要交融和沟通。

这种冲突，事实上不仅是观念，而是一种从伦常日用开始，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践履。如何能走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一条和谐、和平的道路，这是不可或缺的办法。

我们也了解到，像天下、以天下为一家这种观念的出现，像儒学、从朱熹特别突出《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最基本的天下观念，从个人的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渐向更宽广的人文关系而拓展，从这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出发，是人类能够自救、能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道路。现在这一条大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是非常使人觉得忧虑和悲哀的情况。

一般的期待，中美应在最基本的和平共存的基础上，要互相兼容并包，能够达到互学互鉴的形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都是必须走的一条路，绝对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生存的问题、是存活的问题，是一个人类文明是否能够达到平衡、协和万邦的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这不仅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选择，事实上是关乎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选择——选择文明对话，还是选择文明冲突。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是一个过分乐观、肤浅幼稚的想法，因为现实世界中，“弱肉强食”在历史上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