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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当时，吐鲁番的寺院经济发达，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葡萄园，并靠出租葡萄园获取经济收益。于是，一些寺院就出资开办私塾，也叫“义学”，就是当时义务开办的学校。

唐代的“任命书”长啥样？国家一级文物《郭毡丑告身》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任命书”的模样。这件文书于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其上存墨书35行，内容是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官方颁布勋告郭毡丑战功的抄本，记录了主人公在沙译阵、缬岭阵、东熊陆岭阵3场战役中的功勋。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勋的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这件告身揭示了七世纪中叶的西域形势，是研究与复原同类型告身文书的重要史料。”陈爱峰说。

秦汉时期，车师人以交河为都城建立了车师王国。自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开始进入并治理吐鲁番地区，历经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4个阶段。九世纪中叶，回鹘迁徙至此，建立西州回鹘王国，先后臣属于唐、宋、元等中央王朝。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吐鲁番每一处遗迹都见证着朝代更迭与风云变幻，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卜天寿为什么抄写《论语》写本？是谁让一个12岁的孩子抄写这么多儒家经典？陈爱峰说，经研究发现，唐代西州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中原是一样的，除了政府主办的官学之外，由寺院资助的私学也在吐鲁番兴办起来，卜天寿所上的就是一所私塾。这所私塾设在一个叫开觉寺的寺院里，是由寺院资助附近的孩子免费就读。

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立，由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负责，对上万件文书残片进行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汇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建立了纸质文书修复保护基地，加大对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的修复与保护力度。

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吐鲁番就承载着丝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记忆，世界四大文明曾在此地交融、碰撞，这里曾有过繁荣的城市和雄伟的宫殿，记录着无数兴衰故事。

1928年，黄文弼随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吐鲁番考古发掘，出版《吐鲁番考古记》，开启了中国整理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的先河。从1959年开始，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有计划的科学考察和考古发掘，出土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文物文书。其中的203座墓葬出土了十六国、高昌王国和唐代的纸质文书近万片，成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如今，在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相继努力下，《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学术著述相继问世，吐鲁番学逐渐成长为与敦煌学并驾齐驱的国际显学。

吐鲁番学是对这些丰富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上百年来，吸引了世界各国古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者不断探索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堪称“国际显学”。

盈佳国际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里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故事？9月27日，“交河一万里——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特展”在武汉大学开展，吐鲁番出土的149件(套)珍贵文物再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故事，以及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的繁华印记。

“洋海墓地出土的陶器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反映出中原与西域早期的文明交流。”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洋海墓地中所埋葬的族群，经考古研究，属于车师文化的族群，是吐鲁番盆地早期的先民之一，该族群同时有中原、中亚、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说明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已经存在文化交流交融。

展柜中，两件洋海墓地出土的汉代彩陶展示了吐鲁番早期先民的审美追求。彩陶上绘制着三角、折线、菱格等精美图案，这些图案和吐鲁番出土的毛织衣物残片上的图案非常类似。洋海人为什么要在陶器上绘制此类图案呢？经研究发现，原来洋海人发现毛织衣物不易破碎，就将衣物的图案画在陶器上，希望借此赋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盛唐时期，文人出塞成为一种现象。展厅中一件《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就留下了诗人岑参在边塞的足迹。文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506号墓，记载了公元754年至755年，每天往来于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二州驿站和长行坊之间的马匹以及草料的消耗情况。文卷中提到的“岑判官”，经研究分析就是岑参本人，而其中文书残片当为岑参的马料账单。

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文书，总长5.38米，宽0.27米，抄写人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名叫卜天寿。可以看出，文中虽有一些错字，但字体很工整。有意思的是，卜天寿抄写完《论语·郑玄注》后，还在卷末附了一首打油诗，催促让先生早点放学，“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