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检查安排不合理，也容易导致结果失准、工作失效。基层反映，一些地方发生安全事故后，往往急匆匆开展安全排查，要求短时间内摸排清楚全域范围内安全隐患。“拿房屋安全排查举例，上级要求今天安排，后天上报。一个乡镇数万户人家，而且有些村庄交通不便，排查一两户就需花费半天时间。”北方一名镇干部说，危房检测、隐患排查工作本应做在日常，且需要专业人员鉴定，但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足够的专业力量，只能动员乡村党员干部全体上阵。“基层干部咋确定是不是危房？只能靠感觉。最后排查率达到100%，但结果准确度可想而知。”

“从基层角度看，一些考核检查指标失灵，根本原因是乡镇缺乏乡镇自身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一名受访乡镇领导分析，一些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任务，在考核制定过程中，乡镇未充分参与，导致对任务目标和预期效果了解不全面，执行时只能被动落实，难以根据本地实际灵活调整优化。

在基层工作中，考核指标与考核目的不匹配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财税指标考核，多名县区干部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提及完成财税指标比较困难，一些地方搞起“总部经济”，以优惠税收政策吸引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虽然没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却可以将部分税费缴在当地，让当地财税指标“好看”。“企业肯定不会白来折腾，有的地方许诺税收返还80%。”北方一名县级干部说，这就导致当地没落到好处，无形中造成无底线减税的恶性竞争。

“只是因为信访人户籍地在这儿，我们迫于考核和问责压力，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做好稳控工作。但最终很难帮助其解决在其他地方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不了对方一个满意的说法。”中部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一些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乡镇稳住反映问题的人，但乡镇不是矛盾产生地，“本是为了追求社会稳定，最终却成了信访数据维稳”。

“工作期限紧缩，乡村两级难以高标准完成工作，有时候基本数据都统计不过来。”北方地区一名镇领导说，县里一些职能部门与乡镇本是平级，不存在领导关系，但各项指标层层下压之下，它们对乡镇的“指导”变成“领导”，把乡镇“协助”变成“承办”。基层为了在短时间内展示工作成绩，又习惯“自我加压”，容易使焦虑心态在基层环境中“传染”。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试图通过严厉问责，用庞杂指标体系来推进基层治理，就会出现指标代替目标，形式主义泛滥，以及有限治理资源浪费的问题。

倡导火葬的一大目的是减少因土葬造成的土地占用，实际上，逝者火化后，当地一些亲属仍会将骨灰重新入棺土葬，照样占用土地资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中央此前明确要求，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

实际上，一些上级部门并非不知道基层以形式主义应付了事的现象，却仍旧选择用简单考核下压责任、推动工作。部分受访干部认为，一些上级部门形成了这种思维惯性。“在一些干部队伍中流行乡镇工作‘三部曲’的说法：即初到乡镇工作‘热爱乡镇’，跳出乡镇工作‘可怜乡镇’，走上领导岗位‘压榨乡镇’。”北方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一些关键岗位的决策者并非不清楚乡镇的苦衷和干事方法，但‘屁股决定脑袋’，又由于乡镇缺乏有效决策参与，故而低效、无效考核仍旧存在。”

太阳城app考核检查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基本方法，适当精准的考核能更好推动工作落实，激励鞭策干部担当作为。但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热衷于运用考核检查指标应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出现数据达标、治理失效的现象，甚至陷入“指标越多、实效越差”的怪圈。

在考核检查过细过急的同时，一些事项设置本身也不合理。比如信访稳定考核，虽然信访相关规定明确，事项的事发地或有权处理的部门是化解的责任主体，承担主办责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三跨三分离”信访案件，不是本地发生的事、人也不在本地居住，因为是本地户籍，属地就要做好稳控工作，否则可能面临追责。

受访干部认为，要警惕一些领域陷入“考核越多，标准越高，问责越急，结果越假”的怪圈。有的上级部门借考核之手，将属于本部门的责任推卸到基层，不管权责是否匹配、人员是否专业，对考核指标一放了之、一审了之，将治理决策简化为考核把关，这不应是基层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