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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任北京气象学院研究生部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常委、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兼天气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兼水文气象学委员会第一、二届主任、北京气象学会十三至十五届理事长、北京减灾协会第一届副会长、长江三峡防洪专家、国际动力气象学会中尺度（精细）气象学委员、世界银行援建水库安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等；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员。

章淹的先生朱上庆也是西南联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夫妻二人一位研究气象，一位研究地质。这样的工作让他们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暴雨研究的十几年时间里，因为经常要深入一线研究暴雨和洪水，章淹总是哪里有暴雨就驻扎在哪里，一刻不停地追随暴雨的脚步，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一个又一个灾区一线。

章廷谦曾任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命南迁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章廷谦随校南下，妻子和孩子暂时留在北平，待安顿下来之后再举家南下团聚。长沙临大开学不久，南京沦陷，武汉震动，战火即将蔓延至长沙，学校已不能维持正常办学，只能再度迁移。长沙临大迁往云南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章淹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辗转从天津、香港多地后，到达越南海防，与章廷谦汇合，再经河内转滇越铁路到昆明。

公开资料显示，章淹，女，1925年生，浙江上虞（原绍兴县）人，著名气象学家。1942年进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就读气象学专业，1947年从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

章淹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私塾教师。父母是五四运动时期积极分子，父亲章廷谦是鲁迅好友，1924年曾同鲁迅等创办《语丝》周刊，并以“川岛”为笔名，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24岁的章淹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的任务。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容不得半点差池。气象预报需要准确的云与雾预测，以保证阅兵当天飞机可以顺利飞行。章淹回忆，她与同事们各处翻找，想要找到北京周边范围的预测资料，可“好多有用的资料在日本人走的时候全都烧毁了，只剩一个破大木箱子里头有一些破碎的图”。最后，他们靠着加强与空军气象台方面联络，更新气象信息，同时在清华气象系搜集资料，科学分析数据，计算降雨概率，加班加点深夜工作成了家常便饭。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也结束其办学使命，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决定北返复校。1946年5月4日，学校宣布胜利结束办学，三校师生复员北返，学生根据各自专业转入各校。章淹随校回到清华，于1947年从气象系毕业。正当她计划留校任教时，突然接到分配通知，要求她尽快到华北气象局就职。1949年北平解放，华北观象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通信科接收。章淹成为了一名新中国气象预报员。

1925年1月26日，章家小囡呱呱坠地，父亲章廷谦欣喜地写下《一个小动物的出生》：“枝头开着黄花，说这名儿叫迎春，人们放鞭炮，说他们是在迎神，东方露着白光说，据说这是日出，就在这个时节，这个小动物诞生了。”这篇刊登在《语丝》上的文章，一直被章淹爱惜地收藏着。

博冠智慧校园学生登录入口官网网页版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相关部门获悉，著名气象学家、新中国的第一代天气预报员章淹教授，已于2024年3月4日逝世，享年100岁。

昆明自1939年起便开始遭到日机轰炸，跑警报成为了人们的“家常便饭”，一跑警报就没法上课，师生们不堪其扰。雾天与雨天成为了学习的最佳保护伞，飞机难以测定目标，轰炸会暂时停止，章淹因此对天气预报产生了兴趣。恰逢当时学校决定选出几名学生专门学习气象专业，章淹主动报名转入了气象系学习，成为了联大气象系的第一位女生。从此，她与她一生热爱与追求的气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章淹后来出色完成了近十次国庆阅兵的气象保障服务，更是在随后几十年中，见证与参加了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崛起。她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暴雨、水文的研究中，她的一生获奖无数，研究成果丰富。

章淹长期从事暴雨理论与应用开发的教学与科研，主要致力于数量化、精细化降水机理和预报的研究与实践，是新中国水文气象交叉学科的创建与开拓者之一。对暴雨、中国梅雨及其与我国洪旱灾害和南水北调等的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在世界性难题暴雨预报领域，水文气象学和减灾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

章淹在昆明南菁中学读完了初三和高中，本想在大学报考时选择文学专业，而一本《居里夫人传》改变了父母和她的想法。于是，抱着科学救国的决心，章淹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而当年考入联大物理系的女生仅有两人，章淹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年，她才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