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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坐火车抵达和田时，和田市区还能见到许多平房，到处是灰色的，仿佛怎么擦也擦不干净，路上有许多毛驴车。现在，崭新的高楼盖起来了，遍地都是小轿车。毛驴车多数时候在小镇的大巴扎上还能看到，被年轻的志愿者当作稀奇。

他从念高中起，就写毛笔字。如今，闲来无事时，仍爱一人独坐，展纸提笔。中医馆里，也挂着许多他的字画，其中一幅上写着“君子当立志厚德以济生”。

到2019年前后，他渐渐感到自己在当地有些名气了，经常有和田市里的人，驱车一两个小时，来找他治病。到2022年，以前不爱看中医的少数民族村民，也来找他做针灸、拔罐。如今，这个中医馆每天平均要接诊60位患者，一个月要消耗掉超过5000根针。

艾乐松一年的服务期即将结束时，他和同学也面临去与留的选择。那时的镇干部、院领导、同事，都希望他们留下来。有许多病人到镇里、医院要求“留下那个年轻人”，有的说，“给他们良好的待遇”，有的说，“离开是医院的损失”。

这让他颇有一种赶上好时代的感觉。“不是你造就了这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造就了你。”乔金保说，年轻人在这里，有许多机会。他感到自己这几年，面对疾病时的思维方式、行医观念，已从一个边疆小城跳出来，跟东南沿海接了轨。

“年轻人的想法比较活泛。”乔金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老医生多数时候更愿按部就班，时间久了，思想固化，而年轻人总能带来一些活力，有时一句话、一个举动，也会激发一些想法。“他们希望(现状)被改变，而且能够实现快速改变。”

艾乐松另辟蹊径，打起了一位干部的主意——那位干部刚获得一笔6000元的奖金。艾乐松希望这位干部能为诊室投资，作为报答，“我们平时多给他做推拿、按摩”。

多数时候，他靠自学。每年，他都要花上千元买许多医书，花大量时间在网上搜寻国医大师的系列讲座或文章来看。2017年，一位援疆中医来到这里，艾乐松就抓住机会，跟着学习开方、抓药。

过去几年，中医馆来过两位援疆医生，待一年半载就走了；来过两个大学生，后来也离开了；医院里的老医生退休，新聘的医生过去4年走了7个。如今，他已是医院临床医生中“最老的大夫”，是中医科负责人，唯一的持证中医。

医院给了一间10余平方米的闲置诊室和两张床——一张被淘汰的牵引床、一张老旧的木制诊疗床。在简陋的边疆诊室，两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凭两双手，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志愿服务。

小镇医院最终没能留住乔金保。2015年6月，他从小镇到了阿拉尔市区的阿拉尔医院。纵使那个小镇医院也缺医生，想留住他，但医院尊重了他的选择。“只有能力提升了，才能救治更多人。”乔金保说。

他了解过这家医院的历史，它也辉煌过，是几十年前靠上海知青撑起来的，能做剖腹产等手术。但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年轻医生不愿意来这儿，医生青黄不接，技术也在退步。“逐渐没有老百姓愿意来看病了。”

有时，面对一些慕名而来的病人，他也力不从心。“一些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内科病，我们相对较弱。”艾乐松说，他治疗骨关节疾病、外科病还可以，骨关节疼痛是这里的常见病症。

艾乐松也越来越操心为医院留人的事。去年10月，中医馆成立了兴趣班，他招来几个“徒弟”。但对于这群年轻人最终能否留在这家医院，他心里还是没底。

医院的许多人都会提到，“人员非常紧缺”。儿科、妇科、急诊科、骨科、外科，许多科室都缺。乔金保的手机总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我们随叫随到。如果需要，就立刻去抢救危重病人”。

有时候，他就给这些年轻人放讲述沙海老兵的纪录片，希望他们能学习老兵，像胡杨一样，在这里扎根生长。这里之所以叫老兵镇，是因为这里曾有解放新疆的一个营在1953年就地转业。这群老兵在沙漠中开垦出4万亩良田，屯垦戍边。

现在，这里的人喊他“艾神医”。他听到，就笑笑，说没那么神。他清楚，干中医，他10年的资历算浅，只不过这里太缺医生了。

他不敢想象，这里成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阿拉尔分院；不敢想象，中国首例5G超远程机器人肝胆手术是在自己医院做的；不敢想象，去年医院办了一次微创外科的国际培训班，吸引了10个国家的医生前来学习。

当初，他决定留在新疆时，给自己定了年限——10年。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艾乐松打算继续留在这里，培养这批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待在这个地方，对不起他们那一代人的坚守。”

PG麻将胡了1技巧一个中医，一个西医；一个山东人，一个河南人；一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一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他们谁也不认识谁，但多年以前，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西部计划志愿者。多年以来，他们也干着同一件事——到基层去，到中国最大的沙漠边，治病救人。

“我们不想在这里吃白饭。”艾乐松说，这儿以前没有中医，他开始跟另一位志愿者琢磨，开展点儿中医业务，比如推拿。他俩是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好歹学了3年针灸推拿，而且，“推拿没有成本”。

“信息化改革需要许多新鲜、年轻的血液来推动。”孔令乔说。乔金保也这么认为。15年过去了，38岁的乔金保开始像当年的科室主任挽留自己那样，挽留来疆的志愿者，他希望年轻人留在这里，说这里平台很大，机会很多。

一位留疆志愿者是在湖北上的大学，在被问到为何不选择留在武汉时，他说：“西部更需要我们，留在武汉可能无法称之为‘人才’。”然而，乔金保发愁的是，科室想招聘一位“学科带头人”，橄榄枝抛出去一年多，还无人问津。

几年间，大漠北边的阿拉尔医院也从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变为三级医院。乔金保所在的急诊科从4个人，扩充到15人，急诊就诊量翻倍，科室心肺复苏成功率从34.2%提升到70.6%。乔金保也升任急诊科副主任，如今还是塔里木大学医学院的外聘教师。

这间推拿诊室的口碑，在小镇上小范围传播起来。一个月后，诊室里，开始有病号排队。没过多久，艾乐松开始腰酸背痛了。他和同学每天忙不迭，累得不行，有时坐在凳子上都能睡着，但他们很开心，刚来时的失落感也烟消云散。

沙漠那头的乔金保也曾感到过这种失望。2009年，乔金保23岁，刚从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被安排到喀什地区一家位置偏远的医院服务。那里人少，乔金保就靠看书熬时间，待了一个月，待不下去了，调岗去了另一家医院。

在乔金保这边，母亲尊重了他的选择，还说“哪里的水土不养人”。后来，母亲第一次到新疆去看他，发现他住的是土坯房，一下子就哭了。“老家多少年前，这样的房子早已经没有了。”“你总是报喜不报忧。”

之所以留下来，他把所有的好处都考虑在内，比如钱、感情、成长、获得感等。但有一样东西，是他若选择离开，会感到遗憾的——

这里病人不多，经验积累缓慢，然而中医又强调经验。比如号脉，没有师傅带，入行10年他仍不算精深。他时常感到自己本领不够，对某个疾病的理解不够透彻，或用药不够精准。他想走出这里，去学习开方、针灸、号脉等，积累更多内科疾病的治疗经验。

这里总给人一种求贤若渴的感觉，年轻人会被重用。“我们的部分中层干部甚至在30岁以下。”阿拉尔医院团委书记孔令乔告诉记者，“(这里)职称晋升和职务晋升非常快。”有人不到40岁，就在镇里的医院担任主要领导。

连新去的志愿者庞新基也能感受到缺人带来的紧张与忙碌。他告诉记者，到新疆后，他几乎每天的运动步数都在两万步以上，有时要走6万余步，他比刚来时瘦了20公斤。

阿拉尔医院从2020年开始进行医共体信息化改革，尝试更新医疗系统，但一些上了年纪的医生玩不转信息化设备。在乔金保看来，一些信息化的手段，有时也是为了弥补人手的不足，比如，许多镇上医院配备了“5G+AR眼镜”，这样能实现“专家和患者面对面交流”，打破时空限制，快速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

在阿拉尔市，一些镇上的医院，如今正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有一家医院总共50余人，其中约12人明年退休。“退十一二人，(医院)整个就断层了。”孔令乔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医院人员非常紧缺。”

如果自己走了，谁来接管他创建的中医科呢？疾病像沙子一样，无穷无尽地折磨着生活在沙漠边的人，而好医生从来都像雨水一样匮乏。在这个常住人口不足6000人的小镇上，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才把他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他见到小镇的人，发现跟老家的农民“区别并不大”。他第一次去医院上班，却感到强烈的落差：镇上唯一一家医院又破又小，用的是旱厕；医院10来个人，只有3个临床医生，其中1个还在进修；每天只有10个左右的病人，诊疗单靠手写。

时至今日，中医科的诊疗床加到12张，诊室变为400多平方米的中医馆，他也有了学徒。艾乐松坦诚地说：“与其他大医院相比，差距很大。”但新的医院正在建设，据说，这个老医院，以后全拿来给中医科。

同样选择留疆的乔金保，性格也有些内向，不善言辞。他还在镇上医院当医生时，闲了喜欢骑着内科主任的摩托车，一头扎进沙漠戈壁滩，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和看。他说自己是到了阿拉尔医院，当了急诊科副主任后，参与科室管理，语言组织能力才稍稍好一些。

他将针灸引入老兵镇时，曾给一位偏瘫的老人做过针灸，老人腿脚恢复了一些，一度能自己走路，后来摔了一跤，又长期卧床。在艾乐松心里，这一直是个没能迈过去的坎儿。他不知道自己帮老人恢复腿脚，是对是错，想为老人再做点儿什么。

“这里甚至可以说不是缺人，而是缺医院。”庞新基说。阿拉尔市只有这一家三级医院，市外距离最近的三级医院在阿克苏市，距此约有130公里。

他刚来时，这里连店铺都没有几家，菜店里卖的多是白菜、胡萝卜、土豆、西红柿这些腐烂更慢的蔬菜，买不到活鱼，想吃肉要等到每周六的大巴扎。但现在，奶茶、汉堡都有了，鱼、肉都不缺。10年前不会做饭的他，现在精通厨艺，体重也在往上走，比初来时胖了10斤。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想留住我们两个人。”艾乐松回忆，那一阵，好话听得太多，“懵圈了”。最后，纠结再三，他留下来了，他的同学走了。

多年前，阿拉尔医院还无法做主动脉夹层手术，遇到相关患者，只能转去乌鲁木齐。三四年前阿拉尔市连机场、火车站都没有，转诊之路，超过1000公里车程。“有的病人转到半路就没有了。”乔金保告诉记者，前几天，医院刚完成一次复杂性主动脉夹层介入手术，是本院首例。

有时抢救患者，要等麻醉科医生赶来，才能完成气管插管，这可能错过黄金抢救时间。“如果能够在早期完成气管插管，抢救成功率就会提高。”乔金保不甘心，就跟同事买来人体模型，一遍遍练习气管插管术。

他原本被分配到阿拉尔医院的普外科，后来去了人手紧缺的急诊科，他是急诊科的第四名医生。“没有急诊科的样子。”乔金保记得，那时只有少量感冒、发烧的病人，危重病人的救治很难凭借急诊的力量展开。

小镇上不像大城市，那儿的医生与患者多是一面之缘，在这里，艾乐松能记住许多患者的名字。有的隔三差五就来找他，他把电话留给病人，也不怕打扰，慢慢处得跟亲戚一样。有人从地里回来会给他带一把冬枣，有人把自家地里种的葱、白菜、吊瓜、葡萄拿给他吃，大巴扎(集市)上遇到也要攀谈几句。

后来，他们靠免费给外来务工者、镇上机关员工、医院同事做推拿，重新捡起信任。艾乐松记得，他的首个患者是个河南人，在这儿务工，有腰椎病。推拿了15天左右，他腰椎疼痛的症状消失了。

外科主任带着他参与了许多场手术，其中很多是他行医生涯中第一次接触，比如剖腹产、阑尾切除术、肌腱吻合术、骨折手法复位等。外科主任还甩给他一本外科书，闲下来他就抱着钻研、学习。

“我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什么也做不了。”艾乐松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医院里没有住院病人，不做手术，医生主要治一治感冒发烧，或者开慢性病的药，志愿者就打打杂。他感到一种奔波千里之后盼头落空的失望。

“你啥时候结婚，我们啥时候过去。”艾乐松说，这是父亲的原话。他33岁，同龄人早就抱上娃了，他至今未婚。他知道，父亲在跟他较劲。有时，他也希望有个伴，也好给父母有个交代。他谈过一个女朋友，是志愿者，后来分手了。

他爱养花，在他小镇上的家里，阳台上种满了各种花草，客厅里还摆着一口鱼缸，养着一群红色小鱼。他还爱钓鱼，沙漠里水源少，有时他要驱车20余公里，去寻找一片湿地。

几年前，艾乐松所在的老兵镇开了一家药店，请来一位70余岁的甘肃老中医坐堂，艾乐松发现，老中医来后，自己的中医馆受到冲击。一年后，老中医离开，那家药店的生意肉眼可见地差了，中医馆又热闹起来。

他找年轻人聊过，有的因家庭原因可能没办法留下，有的渴望到更好的医院去。尽管如此，新来的年轻人还是让他斗志满满。艾乐松对他们说：“我会将我会的东西教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能偷懒。”

为了练针灸技术，熟悉医书所提的“酸麻胀痛”之感，他和同学拿着针“互相扎”，也会在自己身上寻找穴位扎，扎得多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搞不懂时，他就把电话打到沙漠外面去，请教在老家的师友。

在他针灸技术还不成熟时，有人说，“你总要成长，我可以当你的‘靶子’”。有人说，“没关系，你在我身上试”。他感到一种医患之间强烈的信任。

他把留疆的想法告诉父亲，父子大吵了一架。当初来时，父亲就反对。他原本计划只待一年，一年后，又要继续待下去。父亲无力阻拦一个千里之外的选择。

一年时间里，中医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如果自己也离开，真的会像医院担心的那样，一切都会被扔掉，自己的心血也白费了，而镇上那些常来看中医的病人怎么办？他有些不舍。

后来，资深医生带着他，还完成过这家镇上医院以前没开展过的小手术，比如为一名骑车摔伤的男孩完成肌腱缝合手术，从骨折病人的肩膀里取出内固定装置。以前，那样的病人只能选择到300余公里外的喀什市区的医院。

后来，他注册中医医师资格证时，注意到自己的证件编号是“002”。这意味着，在整个昆玉市，他是第二位中医。其实他是首位。他好奇地打听过“001”是谁，发现是皮山农场一位维吾尔族老医生。

庞新基说，由于缺人，这里的许多医生都保持着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以至于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也被医院紧张的环境笼罩着，医院倡导休息，但他不想休息。“我不能把病人丢掉，我一休息，病人太多了，如果其他同事分担，那么他们的负担会更重。”

但他也知道，这片风沙弥漫的土地想留下年轻人，并不容易。许多人志愿服务结束后，选择回到内地，考研或考公，只有少数人选择留下。

如今，胡杨凋落，北风渐寒，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到了。艾乐松已经完整地经历了沙漠边10个春夏秋冬，乔金保经历了15个。

虽说人在新疆待了10年，在这儿也有个房，有个家，但艾乐松总做回家的梦。他常梦见小时候在故乡的河边玩耍，与同伴抓鱼戏水。梦里的场景又很怪，一会儿在老家，一会儿在新疆，“跟时空错乱了一样，好像这两个在一块，离得很近”。

几年后，他才从医院会计那里得知，当初医院不愿花钱买新设备，是担心一年之后，他们离开，中医诊室半途而废，新设备被扔掉。

在这家医院，有的女医生生孩子前一天还在工作；有的生完孩子，很快就返岗，孩子交给老人。如今，每天都有已过退休年龄的老医生在值守。庞新基记得，有好几次，沙尘暴来袭，室外刮着大风，援疆专家骑着自行车仍要到医院来。“缺人，(不来)手术无法完成。”

他有时候羡慕在老家的医生，连在村里开诊所的医生，有时一个月也能外出学习两次，而小镇偏远，他想外出参加培训也难。何况医院不会同意他超过一个月的外出，因为只要他离开，中医馆只能“关门大吉”。有时回山东探亲一二十天，常接到病人的电话，问何时回来。

后来，这群沙海老兵中有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余生，有的人一辈子再也没有走出过沙漠。最初，艾乐松会想，“有些人真的很傻，在那个地方待了一辈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老兵们的坚毅。

有人往诊室送枣，有人往诊室拎鸡，还有人请他们吃饭。一个阿姨没事儿就到诊室找艾乐松聊天。老志愿者也劝，留下来第二年月工资能到5000多元。院领导每天都来说好话，说留下来第二年就提拔。当地团委还请来媒体，宣传报道他们的故事。

乔金保从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中也能够感受到。急诊就诊量从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每天七八十位，增加到平均每天140位，有时到200位，他们要再增加一倍的医护人员，才能够应对现在的接诊量。

多年以来，国家想方设法地支援边疆，一拨拨医生从天南海北，奔赴天山南北。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从各所高校，走进新疆基层，开展医疗志愿服务。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设备、知识、制度、观念，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