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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澳门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澳门的历史与文化比我们想象中的或走马观花看到的要更深厚、更精彩，并且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我们需要“澳门学”这面旗帜来让大家更好地看见澳门、关注澳门、重视澳门。

所以这25年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当然，更重要的是澳门人的身份变了，澳门人的自信心不一样了，澳门人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自豪感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澳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一方面，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的庙宇。内地其他省市的庙宇历史更加悠久、更加宏伟、更具艺术性。我们的教堂跟欧洲很多教堂来比，艺术性规模可能也没有他们那么大。但是在澳门那么细小的一个地方，中西文化能够长期和睦相处，这在世界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是比较罕见的。我们说澳门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一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和睦相处的一种社区精神。

吴志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订，1988年澳门进入过渡期，澳门就在思考澳门回归之后应该怎么发展。当时有几位有识之士，他们在澳门东亚大学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把“澳门学”这面旗帜扛了起来。

经过多年讨论，我们认为“澳门学”的目标现在更加清晰了，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寻找澳门发展的理论、制度、道路。就是澳门应该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怎么来走？可能基于历史的发展及现状，再去展望未来。

吴志良：澳门是个移民城市，从天南海北、世界各地来到澳门的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求这种更加好的生活，大家都会以和为贵。虽然对方的文化习俗我们不接受，我们甚至不了解、不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大家还是可以相互地尊重、相互地理解，随着交往的密切，慢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也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产生的契合点。

吴志良：有一次在广州的讲座上我讲了句话，我说我要成为澳门文化的“传道士”。我讲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的，当时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台下一片掌声。后来想当时我为什么讲出这句话？我突然想起，经过30多年对澳门的探索和研究，我感觉开始悟出了“道”，这个“道”不是我的，是澳门的“道”。

吴志良：澳门的条件我认为有四点：中西并举、古今同在的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第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互鉴的经验。第三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会环境。第四点，我认为也很重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话语体系。这四个特点是在澳门中西文化碰撞、交往交流中形成的经验，为澳门在国家发展中的文化定位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特别在当今“小院高墙”这种年代，更需要像澳门这样的文化符号，西方看得明白，东方看得明白。用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更加明白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我认为没有其他地方比澳门更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怎么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特殊地位和“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将澳门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基地，传播我们的文化，传播我们的价值，传播我们的发展理念。

澳门的“道”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应该怎么做？澳门几百年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这里和睦相处，不就是人类未来应该找到的一条路？当时我的博士论文起了个名字叫“生存之道”，到现在我认为这个“道”要走得更远，不是澳门本身的生存，而是人类的生存。所以澳门在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时候，能引起各方关注，我感到很欣慰。

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实验室”。不同文明在这个很细小的地方，它没有产生冲突，互相地理解，还建立某种合作关系，然后共生共荣，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精神。

中新网记者：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您看来，澳门打造这一基地具有怎样的独特条件？对中国、对世界有怎样的意义？

吴志良：澳门回归后的25年，毫无疑问是澳门历史上最辉煌的25年。政治上，澳门经历了从殖民管理到“一国两制”的转变；经济上，从回归前的不知名城市，现在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一个经济体，创造了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发展的奇迹；从文化上看，澳门虽然是在历史学界公认的中西文化交流重镇，但大众对它的认知其实还是不够的，25年后澳门文化的能见度、影响力明显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更加坚定；教育上更不用说，我们刚刚回归的时候，澳门的人口中只有5.5%接受过高等教育，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超过30%，澳门的大学也从一所变成了十所。

吴志良：澳门文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完整保存了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因为澳门过去几百年来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中心，远离天灾人祸。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很多传统的基因，在澳门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这里的民族文化谱系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一方面，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我们还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特区”，又成为了与西方、与外来文化交流交往的前沿阵地，并且这种交流交往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状态下，所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自然的。

在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看来，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有许多特殊优势，但其中最为重要、最具价值、最能作出贡献的就是文化。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成绩，澳门究竟有何独特魅力能够当选“东亚文化之都”，以及澳门如何校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更好地以澳门所长对接国家所需？吴志良日前接受中国新闻网“港澳会客厅”专访，讲述他眼中的澳门文化，并对上述问题一一解答。

中新网记者：您曾经说，愿为澳门的未来奔走一生，也一直在用实践践行着为澳门的未来奔走。站在澳门回归祖国25年的历史节点上，从您的角度来看，澳门应该如何进一步校准发展方向，以澳门所长对接国家所需？

所以后来我做了总结，还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澳门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主流核心价值是什么？首先，“澳门学”要旗帜鲜明地讲出来；第二，“澳门学”的研究要定位为一个地方学的研究，因为它的宏观叙事是在中国大背景下；第三，“澳门学”还要凸显它的国际性。因为澳门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对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是有帮助的；第四，我们还要培养一批人才，形成人才的梯队，使得“澳门学”可以薪火相传。

从更大范围来看，澳门是中国的土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也有葡萄牙人在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更要在社会治理方面达成某种共识。华人的生活是一种自治、自理的传统，某种意义上跟葡萄牙人的那种所谓的管治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还是尊重葡萄牙人的习俗，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和睦相处。

澳门这个城市规模不大，桌子上也可唱大戏，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澳门的舞台搭好了，只是我们自己在这表演还不够，我们期待内地的朋友，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来澳门这个舞台一起演戏，为我们国家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

中新网记者：澳门今年正式当选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再获一张“金名片”。您认为澳门有何种魅力，能够从中国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

澳门这么小的地方，从它开埠之起，作为早期全球化的一个中心点延续到现在，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个“道”值不值得我们去弘扬？

几百年来，澳门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也是最持久不断的一个窗口，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巨大影响。有了这个历史的渊源，加上国家的支持，所以我认为澳门成为“东亚文化之都”是实至名归的。

当时他们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第一要摸清楚澳门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要对澳门当时的现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摸清楚，使得澳门的回归更加顺利，使澳门特区的创建更加顺利；第三，怎么来处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澳门特区成立之后，澳门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澳门还有什么价值可为国家服务？这是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最近我还提出要将澳门打造成中国的“文化硅谷”。为什么用“硅谷”这个词？我希望中外文艺大家、文博机构、文博项目可在澳门落地，共同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共同创作。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东西，人家未必看得明白。我们一起来打造时，作品就融合了不同文化的元素，使澳门真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真正可以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作出我们的贡献。

18强赛直播中新网澳门11月22日电 (记者 郑嘉伟 朱晓明 陈子彦)1999年，一首《七子之歌》响彻濠江，将澳门对祖国母亲的深深思念之情娓娓道来。25年后，澳门以其独特的人文历史条件傲立于珠江口西岸，闪耀着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缤纷色彩，并成功当选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

第二也是因为澳门是个小规模的城市。我很喜欢把澳门比作在大海航行的一片“小舢板”。我们在“小舢板”上，经不起折腾。如果我们产生矛盾纠纷，甚至武力冲突，这个“小舢板”也会沉下去。

这段时间我不停地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对澳门太不了解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把澳门的“道”讲清楚、说明白，一起去弘“道”，一起为国家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尽一份力，将澳门文化的光芒照耀更远的地方，照亮更多人。(完)

吴志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可能要回顾一下历史。澳门自明朝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亚洲最繁盛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港口。当年航海通道开通之后，葡萄牙人首先从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洋，再来到中国的珠江口，因为为明朝所不容，他们跑去了日本，再回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某种意义上，澳门是整个东亚的中心，它一直是中国与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