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表示，针对算法黑箱带来的“AI幻觉”，可通过出版来传递权威的知识产品，对抗“AI幻觉”，实现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针对算法依赖导致的“信息茧房”，出版可生产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内容，为用户提供突破性的知识；针对信息爆炸背后的“知识泡沫”，出版可提供高质量的知识内容，陪伴读者跨越周期，共同抵抗“知识泡沫”。

中信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炜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让内容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对于知识的边界和秩序的冲击也十分明显。“作为专业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我们应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和风险有清晰的认知。”

民进是唯一以出版传媒为主界别的民主党派，以推动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为己任。民进中央主办的开明出版传媒论坛，2024年起更名为开明出版传媒上海论坛，秉承“开来而既往，明道不计功”的开明精神，成为民进为出版传媒事业集智聚力、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只要内容的价值依然存在，出版将始终陪伴着人类发展。”陈炜表示，技术驱动下，他们正在业务端探索搭建出版知识库、构建出版知识服务新生态，打造大众出版多模态的知识IP。未来出版场景将是融合传统与现代、实体与虚拟、个性化与互动性的多维空间，将拥有无限创想的可能。(完)

如何在效率与质量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智能推荐中保持知识的多样性和人文关怀？数字化、智能化正深刻改变知识生态，在拥抱新技术带来机遇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挑战。

“出版是规制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出版边界的重构，将加速向‘真正’的知识服务转型。”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委员、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伟表示，未来，“出版+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重庆快三开奖查询结果中新网上海8月17日电(范宇斌)随着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我们正站在科技与出版传媒深度融合的新起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提出了明确要求。出版业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成为中国出版传媒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命题。

谈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海量未审核的内容数据，造成与真实有效数据之间的巨大隔阂，成为新时代的“数据孤岛”，许若华认为，传统出版行业与出版流程将发挥更大作用，经过流程审核的高质量数据将成为桥梁。

2024年5月，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由9岁小学生许萌萌和人工智能联手打造的科普小说《AI少年——火星生存大挑战》。可见人工智能驱动下，出版角色正在重塑。

“传统的线性、封闭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开放、互动、快速迭代的知识生产方式。”李岩说，知识的传播通过多媒体、多平台、多终端，实现即时分享和广泛传播，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知识碎片化等新挑战。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重塑着整个世界。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出版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角色重塑，产品重塑、流程重塑和边界重塑也在影响着出版生态。”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陈丹表示，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出版业需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与开放的心态，积极拥抱变革，不断探索创新路径，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与生态环境。

当下，智能创作日益普及，如何界定版权归属、保护原创作者权益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认为，“虽然以现行著作权法衡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构成作品，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实践已远远走在前面，立法修法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8月16日，由民进中央主办，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民进上海市委会承办的2024开明出版传媒上海论坛在沪召开，论坛以“人工智能与未来出版”为主题，重点研讨人工智能视角下出版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保护等。

如何超越“数字摇篮本”？在王晓光看来，要持续保持高质量内容生产的历史传统，整体提升高质量内容一次生产效率，方便实现内容的活化与衍生生产，提升数字出版物的交互与认知效能，解决数字出版物长期保存难题。

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王迁看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内容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他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到底是不是作品，首先要进行“创作”与“创作工具”的认定，因为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没有创作行为就不可能有著作权法承认和保护的作品。

施伟东认为，人工智能对作者利益的影响大于对作品利益的影响，学术生产和学术传播对作者利益的贡献需要重新审视。他还建议，要完善著作权法对未来出版的版权保护。“未来著作权制度应围绕作者来设计，保护作者对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而享有的权利，而不再以作品作为权利的媒介和载体。”

“出版业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与守门人，更是知识的变革者与塑造者，肩负着选择、加工、组织和传播优质知识的重任，在海量信息中为读者提供有价值、有深度的内容。”李岩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的角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正在颠覆出版业传统的内容生产与创作模式；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正在重塑出版业组织和检索信息的方式；个性化推荐系统则改变了读者获取知识的途径……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创造、组织和获取知识的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知识生态系统的构建，重构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整个过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岩说。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在出版物数字化转型中探索生产的各类型数字出版物被统称为“数字摇篮本”，代表着出版业从印刷时代向数字时代过渡的历史阶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智能计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主任王晓光提出，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出版，要超越“数字摇篮本”。

在中图科信数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若华看来，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发展给出版业来重大挑战，但同时也是向知识服务新范式转型的重大机遇。出版业要发挥自身优势，构建“内容即服务”商业模式；要拥抱技术迭代革新，打好数据基础，构建内容生产工作流，构建自有资源知识服务体系等。

“人工智能时代为出版业超越‘数字摇篮本’提供了机会。”王晓光表示，新型数字出版物要坚持以便利“人”的阅读、理解和学习为核心，坚持以人为内容生产主体，以预防人工智能系统崩溃。此外，编辑专业主义也将反向赋能人工智能技术。出版业需要审慎对待技术升级机会和挑战，高价值内容生产必须坚持长期主义和社会效益。

“应该把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作品的工具来看待，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未来出版不仅会提升作品创作质量和效能，还将改变作品创作的格局，改变创作和传播的界限。”阎晓宏说。

大语言模型的快速迭代还造成了一个困境：读者对于是人类作品，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的分辨能力越来越低。“未来，人类作品的影响力或加速式微，学术出版需要正面应对人工智能对学术生产和传播带来的影响。”上海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会长施伟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