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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属地管理无限放大、有苦难言。部分单位以属地管理之名，向乡镇（街道）下压任务多、指导完成少，基层完成难度极大。比如，市场主体培育方面，2023年分配到乡镇（街道）的任务共有7038家，平均每个乡镇（街道）250多家，许多乡镇层层下压到村、到组，动员村组干部及亲友注册，有些群众甚至不知情就当上了“老板”，并且还存在信息泄露风险；新农合征缴、秸秆禁烧等工作方面，对乡村两级下指标、排名次、纳考核、抓罚款等简单粗暴的手段用得多，进行业务指导、谋划有效措施相对不够。

二是资料台账重复下达、多头报送。一方面，部门间统筹联动不够，同样内容、不同格式的资料需要基层多头报送。调研报告提到，比如，据某某乡镇（街道）反映，针对消防安全工作，应急、商务、文旅、民政等多个科局均要求开展检查、报送资料；针对防溺水工作，教育、妇联、团县委均要求报送包保台账，内容相差无几；针对自建房方面，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农村房屋安全系统”“湖南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管理平台”均要求录入资料，需重复上户采集。

另一方面，大部分总结、台账、表册等资料既要交电子档、又要交领导签字盖章纸质档，部分偏远乡镇（街道）往返县城耗时耗财，有的偏远乡镇（街道）往返县城需要半天时间。再一方面，部分资料填报量大、要求时间紧，有些甚至上午发通知，下午就要求报送，还有部分台账的格式要求多次更改，基层疲于应付。比如，据某某乡镇（街道）反映，2023年12月7日上午接到县消防大队通知，当天下午4点前就要求报送今冬明春消防工作相关资料，并将资料报送情况与考核挂钩；据某某乡镇（街道）反映，县乡村振兴局《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工作台账》前后修改6个版本；据某某乡镇（街道）某某村支部书记反映，2023年前11个月，就用了约5箱共40包约2万页打印纸，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100页。

报告提到，专班成员通过现场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桃源全县28个乡镇（街道）开展了调研，其中重点选取5个乡镇（街道）、19个村（社区）开展了“解剖麻雀”式调研，听取了两级书记的情况介绍、对策建议。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桃源县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每月参加会议同比减少了62%。同时，桃源县精简资料报送和检查督查工作。牛车河镇三红村党支部书记郭张凯说，以前很多时候开会是为了迎接检查。省里检查，市里县里要先来查；市里检查，县里要先来查，层层开会动员部署。“现在层层迎检少了，会自然也少了。”

在经常参与为基层减负专项监督检查的熊潇潇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基层干部诟病的开会多等现象其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现在市里、县里开视频会，领导常说‘本次会议已开到村级，不再层层开会’。上面对精文减会工作态度明确、行动坚决，基层对减会要求肯定落实到位。”熊潇潇说。

七是电子政务各自为政、泛滥之势。电子政务本应便利基层、服务基层，但实际工作中，因强制要求推广、滥用积分排名等情况，让电子政务成为基层的新负担。据初步统计，目前推广到乡镇的APP、微信小程序有湘易办、道交安、河林田长巡护、反电诈、中流击水（退役军人事务局）等20多个，不仅下达了下载、注册任务，还要求定期登录使用、录入信息。比如，道交安每天需登录使用，并上传2条以上信息；河林田长巡护系统，村级“三长”每周均需要开展巡查、上传信息；中流击水每天需要登录使用、转发点赞等。

会议方面，虽然全县性会议有所下降，但相关县级领导和行业部门召开的协调会、调度会较为普遍。据某某乡镇（街道）不完全统计，2023年1-11月，收到上级会议通知约470个，其中需要书记参加的约180次，几乎每个工作日都需要安排时间参加上级会议。

五是订刊观影类多量大、耗财费时。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书刊、报纸、电影票征订成为镇村两级一项较大的经济负担，并且许多刊物订而不用，往往没拆封就当废纸处理。比如，据某某乡镇（街道）初步统计，2023年先后订购《中国应急管理报》《法治日报》《老年养生保健天天读》《新湘评论》等刊物，以及《八百矿工上井冈》《何叔衡》等电影共28类，费用约55万多元，其中非党报党刊约17类；另外，某某乡镇（街道）2023年订购刊物、电影共33类，费用27万多元。特别是大部分乡镇没有影院，部分偏远乡镇往返县城观看电影往往需要占用多半天时间。

“解铃还须系铃人，减负降压必须以上率下、上下联动。”这份调研报告最后呼吁，县级领导、县直单位和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带头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展观、权力观，带头将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贯穿工作始终。

在考核方面，报告建议，根据乡镇（街道）的面积大小、人口数量、财力状况、工作重心等基础情况，实行个性化、差异化考核打分，既不让客观条件、工作基础好的乡镇（街道）毫无悬念和压力，也不让相对较差的乡镇（街道）毫无希望和动力。同时，根据指标性质科学调整计分方式，对党的建设等常规类指标实行排名计分，对招商引资等定量类指标实行目标计分，实现差异化考核等。

同时，有些APP白天使用量大、网络不顺畅，干部只能半夜加班上传信息。比如，“湖南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管理平台”由于白天卡顿，只能半夜三更守着系统录入数据。最后，微信工作群类型繁多，查收、回复各类群消息耗时耗力。比如，某某乡镇（街道）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共加入26个微信工作群，某某乡镇（街道）某某村（社区）妇女主任共加入29个微信工作群，分别涉及平安建设、武装、乡村振兴等工作。

“九项举措细致具体、可操作性强。”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该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熊潇潇介绍，比如，要求全县层级大会时长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全县层级的会议尽量合并、“打捆”召开，能以视频形式召开的会议不开现场会，已直接开到基层的会议不再重复召开等。相关要求中还明确，要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核查情况，县纪委监委适时跟进追责问责。

另外，全面梳理中央、省、市、县各级各类减负措施，结合桃源实际进一步细化、量化、实化各类精简文件会议、检查考核的举措，让上级减负措施更好地在基层落地见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座谈、书面等方式，广泛征求县乡村三级的基层意见，认真研讨吸收有效建议，让政策更接地气、更贴人心，让政策要求在基层落实更顺畅、无堵点、有实效。

电脑看足球比赛用什么软件有些部门单位滥用绩效考核“指挥棒”，把“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作为“尚方宝剑”，使得基层对于部门下达的任何工作都不敢怠慢……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上述调研之后，今年4月，桃源县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基层减负的八条要求》，其中就包含精简会议的九项举措，包括严格控制会议频次、会议时长、会议规格和参会人员等。

从政绩观念来看，部分单位出现偏差，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唯上不顾下倾向。减负之所以难，根子还是本位主义思想严重，都强调本部门、本行业工作的重要性，都在基层找“存在感”，都希望基层多来对接汇报，都热衷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忽视基层的实际情况。有时为了确保本部门工作争先进、出经验，将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基层减负的要求抛诸脑后，许多非中心工作也热衷于打通知、发通报、搞排名、抓调度，用基层的“辛苦指数”换来本部门的“较高分数”。

调研报告提到，2019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来，五年减负之路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基层依然感觉负担越来越重。对此，专班成员归纳总结出这五个方面的症结和根源：

一是“文山会海”反弹回潮、隐形变异。虽然“两办”对文件会议进行了总量管控、严格把关，但通过调研发现，文件方面，相关部门存在不发“红头”发“白头”，不发正式文件发便函等现象，文件数量依然较多。据某某乡镇（街道）初步统计：2023年1-11月通过协同平台收文2615个，其中需要书记阅示的858个，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4个；还有部分单位统筹协调不够、文件反复修改，导致一文多发现象。比如，2023年9月15日，县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开展“两节”前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县文旅广体局又转发《关于开展“两节”前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12月7日，县市场监管局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开展岁末年初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后两次均备注“以此份为准”。

对于上级纳入考核、县级无权整治的APP推广应用、志愿活动、学习任务等方面负担，积极向上反映呼吁，争取将不切合基层实际、不利于工作推进的负担，从源头上规范、精简。

从政策层面来看，部分上级要求与基层实际存在错位。部分政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某些细节方面与基层实际还不尽相符，导致政策在基层“水土不服”、难以推动落实。比如，2019年6月，市政府下发《关于重新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将木塘垸镇6个村（社区）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仅1个社区未划入。按照相关规定，高速公路环线外延1公里为禁燃区，而该镇6个村（社区）均只有不到10%的农户在禁燃区实际范围，另外90%的农户被“一刀切”划入，不够科学，特别是由于液化气、天然气成本较高，导致群众接纳意愿低、政府控煤阻力大。再比如，对于秸秆禁烧政策，由于秸秆无法处理、禁烧后虫病害增加，群众普遍反感；对于政务APP推广，虽然初衷是为了便民，但在农村留守老人居多、需求度不高等现实情况下，硬性下达指标，给乡村干部带来不小压力。

四是打卡留痕摆拍作秀、群众反感。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工作都需要现场拍照留痕作为迎检资料，不仅耗费精力，而且很容易引发群众反感。比如，文明实践、平安建设等多项工作都要求干部身穿红（蓝）马甲在街头、路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而由于精力有限，有些只能走马观花，部分群众觉得“干部一天到晚没事干，穿着马甲在街上晃悠”。其中，在文明实践工作中，乡镇（街道）实践所、村（社区）实践站每月必须开展理论宣讲、市民教育、健身活动、文艺活动、科普宣传5大类文明实践活动各1次以上，且均需拍图留痕；在综治工作中，要求网格员一日一巡查，并对发现的问题上传照片。再比如，开展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检查工作量较大，需要到辖区每家加油站、鞭炮店、酒店餐馆现场察看，往往拍几张照片、看几本台账就了事，“赶场式”“摆拍式”检查也让群众觉得实效不大。

六是阵地建设“劳民伤财”、闲置荒废。通过调研发现，部分职能部门要求镇村两级建阵地、挂牌子、制度上墙、设独立办公场所，并作为检查考核内容，导致镇村两级办公场所难以满足、“牌满为患”。据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2个部门要求乡镇（街道）建阵地75个，其中有66个要求独立场所；有12个部门要求村级组织挂牌27种。阵地场所建设不仅需要投入较多财力，并且部分阵地实际使用率不高，形成闲置浪费。据调研了解，仅武装部就需要在村（社区）设立武装部办公室、民兵应急排办公室、国防教育室、器材室、兵役登记站、青年民兵之家等6个阵地；再比如，每个乡镇（街道）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至少需要投入1万元、每个村（社区）实践站至少投入5000元以上，而大部分未发挥太多效用。

从考评机制来看，部分考核“指挥棒”沦为部门“赶牛鞭”。虽然绩效考核方案已经明确了考核指标、事项和计分原则，但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有些部门单位滥用绩效考核“指挥棒”，把“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作为“尚方宝剑”，随意放大考核权限、考核细则，动辄“恐吓”基层，将平时报送资料材料、落实临时性任务等工作情况作为考核依据，使得基层对于部门下达的任何工作都不敢怠慢。

三是督导检查改头换面、应接不暇。虽然“两办”督查室明确要求督查检查事项提前报备、纳入计划，各单位不得擅自开展，但相关部门以调研、指导、督导等名义到乡镇（街道）开展工作检查的情况依然偏多，有时就算工作很忙，为了不“得罪”领导，也只能挤出时间陪同，耗费大量精力。据侧面了解，某某乡镇（街道）一天之内先后迎接农业、乡村振兴、安委会等3个部门前来开展检查、调研等活动，县农业农村局粮油站和经作站、乡村振兴局督导迎省检和改厕验收均是同一天不同工作分两批前来。此外，在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任务集中期，由于上级调研督导多，陪同任务更重，甚至连班子会都开不齐。

从规定执行来看，基层减负“硬性规定”时常“柔性落实”。基层减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近年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相继出台一系列关于精文简会、整治“文山会海”、规范督查考核的硬性规定，但各级对于“基层减负”往往是“平时挂在嘴上，忙时放在边上”，有时为了更好推进工作，未严格执行减负规定要求，让基层减负沦为“纸上减负”“数字减负”。

据湖南常德市社科联网站10月28日消息，《负担在基层 根子在上面 减负需联动——关于深入推进基层减负的调研报告》已挂网公开。202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由常德市桃源县委办牵头，从县政府办、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抽调人员，组建基层减负工作专班，深入乡村两级开展调研。调研报告结合相关案例，细数了基层反映的文山会海、多头报送、打卡留痕等“八座大山”，并呼吁减负降压须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细化制度等。

从基层自身来看，责大权小、事多人少，“一根针难穿千条线”。镇村两级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各项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但在现行机制下，资源配置倒挂，承担事务最多的乡村一级，却是人财权最弱的一级。优秀人才通过遴选、借调等途径流向上级机关，工作经费需要找上级部门讨要，许多权限下放不到位等等，导致基层如牛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