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化营商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王红红在提案中，建议进一步打破企业迁移流动限制，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与硬件联通相比，长三角区域内部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制度、标准等方面的一体化更为繁杂。优化营商环境，就要摆脱行政分割、行政竞争造成的“内卷”，立足产业发展的现状，强化地方立法协同和政策衔接，让各方都能共享区域一体化发展红利和改革成果。

身体里藏了多少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而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长三角也走在全国前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与新安晚报/大皖新闻、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潮新闻•钱江晚报等长三角三省一市主流媒体，邀请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企业发展发表建议和意见，共同为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她建议，鼓励长三角等率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在健全市场制度规则、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共享物流发展成果、强化跨区域市场监管协作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陈悦  大皖新闻记者 姚一鸣 刘旸   新民晚报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可  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 徐雪纯 黄慧仙）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市政府副市长杨善竑表示，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阜阳与长三角城市之间在经济、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今年2月18日，上海印发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7.0版本，其中一项就是强化长三角营商环境共建。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通办专窗与远程虚拟窗口融合服务，深化数据共享应用，促进跨省业务协同。完善“信用长三角”平台功能，强化信用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应用。加强长三角统一的信用监管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推进跨区域标准统一与互认，推动长三角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深化长三角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合作，定期开展营商环境改革经验交流，促进互学互鉴。

曹仁贤表示，作为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头部企业，长三角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以安徽为例，相关部门抢抓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及时发布产业指导意见，并出台专项政策，将产业服务落到实处。同时，在人才、技术、土地等资源要素保障上制定了相应举措，推动产业集聚，为企业真正带来实惠。

谈及营商环境，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表示，“长三角地区的整体营商环境在全国肯定是名列前茅，但如果按照一体化的标准，还有些短板要补，比如有些事项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不充分等等。”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周世虹认为，要将民营企业法作为重大立法，尽快列入计划，尽早颁布实施。

在营商环境方面，权衡此前也明确建议，长三角应打造市场规则统一、行业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营商环境。市场准入方面，统筹建立统一、透明的市场准入政策，帮助市场主体降低制度性成本；市场检测方面，推动标准和检测认证结果的互认；在通关建设方面，加快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大幅提升通关效率，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

“营商环境是一篇大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邵志清认为，优化营商环境首先应该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法治化和国际化最终都是支撑市场化的基础。法治化意味着“稳定”，即政策不能反复多变，让企业无所适从，失去信心与预期。“国际化意味着营商环境对标的是世界最好水平、最高标准。”同时，市场的公正性、准入性也非常关键，“是否有市场壁垒、开放性如何等，都是影响营商环境市场化的重要因素。”邵志清提到，现在许多企业参与招投标的准入条件依旧很难。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戴“有色眼镜”，或是资源倾斜。“企业不应该以‘所有制’来划分，而是应该看是否‘合法经营’，是否有足够市场竞争力。”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绝技”。例如，上海主动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大力吸引全球资金投资；浙江积极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江苏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安徽奋力打造一流创新环境，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区位优势愈发凸显。期待三省一市各扬所长、共抓发展，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激发创造性，让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的共同体，成为全国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在权衡看来，长三角应以打造现代产业集群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新动能。根据创新决定的区域竞争优势来进行产业分工和布局；共同打造包括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在内的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通过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

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24条举措，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稳定的电价政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途径之一，今年的全国两会，曹仁贤带来了“关于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的建议”。“现行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主要针对常规火电机组制定，没有体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特性。”曹仁贤表示，与常规火电“无差别”竞争，可再生能源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常承担超额偏差电费风险。因此，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的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各省新能源电价政策的监管，定期组织核查。

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表示，近年来，安徽省不断为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家的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天地和便利条件。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而言，需要为更多青年创造干事创业的机会。”邵志清认为，这也是营商环境的着力点之一，要从适合青年发展成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制定普惠性的相关政策。同时，政策执行需要更加透明化，真正贯彻落实下去。“不能制定的文件说得头头是道，操作执行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表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5年来，三省一市互联互通不断加快步伐，“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开放创新一体化，应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江苏省委会副主委、常州市委会主委，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告诉记者，他调研发现，目前长三角共建有各类国际合作园区超60个、自贸区4个。虽然在国家层面国际合作机制和区域一体化机制框架下建有各种对外园区联盟、对外合作网络等，但缺乏组织，往往竞争大于合作，出现了几十个园区紧盯几个地区创新资源的现象。

王红红介绍，目前部分地区存在对“要进来”的企业设置障碍、对“要搬走”的企业增加限制等现象。为此，她建议，针对突出问题抓紧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对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制产业配套或投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加快完善配套支持政策。聚焦市场基础制度、市场设施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市场监管等领域，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加快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

2022年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其中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行政壁垒逐步消除，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与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全面对接，协同开放达到更高水平。

除了破除区域壁垒、统一事项标准、促进服务共享，丁光宏还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信号，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长三角地区也应当多出台激励性政策，提升市场主体活跃度。

邵志清认为，还应该注重营商环境的整体生态。其中，反馈与评价能够彰显感受度。“比如‘一网通办’，我们有内部的评价体系，也有从外部的角度来看内部。”他建议，可以让海外侨团组织中熟悉国内外情况的专业人士来评价国际化程度，参考他们的评价建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自2018年上升为国家战略，5年多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扣“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取得了很多显著成就。目前，长三角区域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2023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达30.51万亿元，以不足全国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全国GDP24%的成绩。

“开放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合作园区作为开放创新的重要平台载体，加强联动发展是推动国际化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加快集聚和有效配置的重要抓手。”蒋鹏举在提案中建议，探索设立“长三角开放创新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合力打造开放合作新引擎。建议参照“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模式，把长三角标志性国际合作园区纳入“长三角开放创新一体化发展试验区”，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创新。在试验区内探索突破一批审批准入、企业一致化监管、要素跨境流通等方面关键制度，构建与国际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面向全球人才开放科研岗位、科技计划与大科学装置，率先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长三角三省一市对标‘国际一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不过还有许多完善空间。”杨善竑说，比如在一些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地区，虽然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但相较于沪苏浙，它们在工资待遇、科研项目、住房医疗、配套环境等方面仍有差距，引才留才难。此外，长三角各地数据共享不充分、事项标准不统一、政务服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比如各地医保政策不一致，报销比例不一样等。“希望长三角地区能够尽快破除阻碍营商环境一体化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到真正的‘一体化’。” 

周世虹说，应将平等原则作为《民营企业法》的核心原则，要充分体现民营企业与其他性质的企业具有平等准入、平等竞争、平等监管、平等保护的权利，为民营企业提供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等市场地位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

周世虹说，目前各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发展环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有关民营企业发展政策的稳定性、协调性和精准性不够，特别是在投资融资、招标采购、行政执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加强民营企业立法，用法治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各项权利和权益，对于激发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活力和热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权衡认为长三角各地还需在跨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协同方面进一步取得突破。比如，加快建成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各地应在创新网络当中找到最优位置，发挥比较优势、创新优势，协同发展。建立跨区域财税分享相关配套制度，推动长三角“多规合一”。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阜阳市打出系列“组合拳”：企业开办只需0.5个工作日就能办结；政府投资类、一般社会投资类和工业项目审批时限全省最优；在全省率先建立民营企业家直接约见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制度，做到“企业点名、有约必见”，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如何实现以上目标？丁光宏表示，首先要把握营商环境的核心，“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人才、资本、资源，资源比较广泛，有形资源比如交通，无形资源比如信息、法治环境。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好不好，就看这三样东西能否自由便捷地流动。营商环境好了，资本就可以往高价值的方向流动，人才会往高地走，资源也会优化配置。”他建议，三省一市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时，除了考虑本地影响，也要评估人才、资本、资源能否在一体化区域内自由流动，局部有利是不是对整体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