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组织出版机构和书店设摊，本届地坛书市还加入了以国潮动漫IP为切入点的“二次元”专区，专区内的漫画书、合影展牌、文创周边、手办潮玩，被网友评价“二次元浓度”比去年高。此外，还有外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图文并茂的展板，结合对景点、小吃、文创的推广宣传，打出了“跟着阅读去旅行”的响亮口号。

书市这样特殊的载体，在制造一时繁荣的同时，也蕴藏着更加深邃的命题：如何实现人与书的对话、人与文化的交融，如何实现城市文脉的滋养与传续。

如果说在信息闭塞、出版业滞后的年代，书市的作用是汇聚社会上的各类文化资源，满足人们一站式文化消费的需求，如今，书市的功能有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作为城市的品牌符号，维系书市的传统价值无疑是必需的。与此同时，只有以书为媒，打通受众与文化的连接，书市才有可能焕发更长久的生命力。

相比线上购书，即便有商家的大让利，在书市买书未必更实惠，何况还要算上往返交通、餐饮等额外消费。对于不少读者来说，逛书市满足的更可能是某种“情绪价值”，是旨在表达对实体书和线下图书购买体验的珍视。对此，人们既无需羞于启齿，也不必妄自菲薄。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纸质书原教旨主义者”，让出版业更加从容地应对转型，让文化以体面的姿态与时代共存。

与鲁迅时代的常设书市不同，如今多数书市都是临设性书市。几天时间，在节日效应带动下，固然能产生不少人气，但经营者为筹备书市摊位付出的成本也不容小觑，“大赚一场”恐怕是局外人的错觉。一些市场化的图书市集尝试收取入场费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买书”先要买门票的理念。深化书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政府部门理应有积极作为。比如，如今的地坛书市非但不收取额外入场费，还在举办期间免去公园原有的门票，无疑是人气爆满的重要支撑。

gogo平台下载最近，一南一北两条关于书市的消息引人注目：上月结束的上海书展，7天时间吸引了近30万人次，销售总码洋达4814.83万元；仍在举行中的北京地坛书市，仅在中秋假期就接待客流近23万人次，提供盖章打卡服务的店铺前更是排了长龙。有因为书市第一次前往地坛的书友大惊，这里根本不像史铁生笔下的描写——“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而是找到了“菜场挑菜”的感觉。

比如，强化书市的社交属性。今年地坛书市，主打古旧书销售的中国书店举办了古籍修复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年轻人参加。有大学生结伴骑车而来，以“City read”的形式边走边读，在品尝文化“大餐”的同时，也收获了独属于“书市搭子”的友谊。“爱书的人自会相遇”，有理由相信，总有读着史铁生长大的年轻人，在同一个园子里留下“我与地坛”的青春篇章。

让书市这一文化品牌的根扎得更深、叶长得更茂，而不仅是短暂的盛放，城市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不妨尝试借鉴西班牙马德里的“莫亚诺斜坡”，利用公园、广场等交通便利的公共空间，为有意长期设摊的经营者提供廉价场地，打造“永不落幕的书市”。由此，书市将不仅是市民文化消费的场所，更将成为城市常驻的文化景观，不仅为推广全民阅读，也为文旅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助力。

北京的书市传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鲁迅在北洋政府当公务员时，就时常到琉璃厂、报国寺“淘宝”。当时的书市虽然没现在洋气，但已经有了文化综合业态的样子，除了卖书，还有古玩、字画、碑帖、民间艺术等各类经营活动。鲁迅逛书市也算不得不务正业，作为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其一大职责就是“调查及搜集古物”。后来，鲁迅搬到广州生活时，还一度创业开办了一家书店，很难说没有受到北方书业的启发。

我上大学时，每逢周末，学校就会允许经营者到学生活动中心前面的空地摆摊卖书，最盛时多达二三十个摊位。只要眼睛够尖，时常能“淘”到意外之喜——可能有比学生年龄“老”上好几轮的经典名著，有绝版已久的小众学术著作，也会有英文原版《国家地理杂志》《纽约客》等。当然，也少不了主打实用的考试真题集、单词本等。买定离手以后，书摊老板夸上一句“有眼光”，这样的默契互动更是让人沾沾自喜。

我注意到，一位书友逛了书市以后“灵魂发问”：人与书的关系是什么？书市如何找到持续的生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广大读者的选择里，更藏在书市这一文化业态的核心价值理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