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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最高检知产办确定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等80个办案联系点。此次确定办案联系点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相关单位办案数量较大，可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等相适应，将相关地方检察院作为办案联系点；体现知识产权检察案件分布特点，办案大省相对多一些；兼顾全国情况，实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盖。

过去一年，最高检完善顶层制度设计，让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基础更加夯实——制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提出45条检察举措，强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追诉知识产权犯罪、监督知识产权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使命，对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办案要求等分别作出规定，为办案履职提供具体指引，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加强办案组织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

最高检在过去一年的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工作中，重点关注了音乐作品、视听作品、摄影作品、文创产品等领域，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著作权恶意诉讼监督案件。最高检挂牌督办、组织办理的某文化公司侵犯音乐电视著作权虚假诉讼案，涉及九省数千起侵权诉讼，坚持刑事惩治与民事监督一体推进。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剧本杀”行业存在盗版剧本多、权利人维权难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剧本杀”行业的监管，促进源头治理。

2023年4月25日，全国首例制售侵权盗版“剧本杀”案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郝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该案是最高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中的一起。

最高检指导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刘某生等人侵犯著作权案，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全国首例“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型”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在著作权领域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办案过程中，最高检加强指导，上海检察机关分别从源头和下游销售环节对盗版“加密狗”、盗版软件的全产业链犯罪行为进行审查和指控，实现从制造源头到销售环节的闭环惩治；联合版权协会等发布《企业数字版权技术措施保护与合规指引》，健全数字版权保护体系，共同促进行业治理，实现了对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和全流程保护。

为适应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新形势新任务，2022年3月，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在当时已经实行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的20个省确定了首批34个市县级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门作为办案联系点，并制定了管理办法。

随着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不断深入，目前全国各省级检察院均已设立知产办，部分办案数量较多的市级院和基层院也组建了知产办或办案团队，全国知识产权检察办案数量大幅上升，案件结构明显优化，发出支持原创“最强音”。

同时，最高检贯彻落实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协同保护意见，加强深度协作，联合挂牌督办3批150件重大侵权盗版案件。各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协同保护理念，实现同频共振，推动形成大保护格局。同时，最高检围绕商业秘密保护等主题，与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示范区评选建设，首次联合表扬知识产权保护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积极参与涉外知识产权谈判、国际交流和相关法律修改。

足球赌注软件乐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既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又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4年，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将按照党中央和最高检党组部署要求，聚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化强国建设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化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提升知识产权检察办案质效，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著作权是文化产业的灵魂，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必须依法严格保护。据了解，202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著作权犯罪2500余人，同比增加1.7倍。从案件类型看，既有电影、图书、音乐等传统领域案件，也有计算机软件、数字版权、文化创意等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案件。

直播带货行业在最近几年蓬勃发展，然而，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直播带货即时性、受众广的特点，通过“直播引流”“真假混卖”方式销假。

办案数据显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在过去一年呈现出“刑事惩治力度不断加大、民事行政监督成效显著提升、公益诉讼积极稳妥探索”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各级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有关要求，注重在人员专业化、职能综合化、办案多元化、机制系统化等方面下功夫，综合履职进入新的阶段。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因案件技术涉及光电领域，检察机关聘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的研究员作为技术调查官，协助检察官查阅版本管理器中数百万行代码信息和数百行修改日志记录，辅助锁定有被告人署名的代码版本，对涉案密点进行专业分析，为检察官取得良好庭审指控效果提供支持。

该案中，权利人飞利浦公司、通用医疗公司为保证医疗器械和医疗软件的正常运行，分别设置了安全认证系统、认证工具(俗称“加密狗”)等技术保护措施。刘某生、刘某、刘某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许可，制作或销售用于避开技术措施的“加密狗”，销售盗版医疗设备软件等，销售金额达100余万元。

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强化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检察机关依法加大惩治力度，同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海淀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直播销假案件时，对负责人及主要业务人员等5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对参与时间较短、作用较小的两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及时将两人行政违法情况移送属地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避免处罚漏洞。

大量专业术语和疑难技术很容易成为办案中的“天然鸿沟”，如何跨越？整合资源，研究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特邀检察官助理制度，发挥技术辅助办案作用，是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开出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