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生物 爱博😦     

约3岁时我和父母去过中国。成年后首次到访中国是2003年，当时北京在筹办奥运，那时就能看到城市在变化，那是个令人惊叹的时代。我到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很喜欢这个国家。

我一直对中国的戏剧很感兴趣。去过中国后，为了拥有更好的沟通能力，我和太太开始学习普通话。我姨妈帮她取了中文名“白仁耐”。这个名字很棒，发音接近她本名，又描述了她的特点。

施崇梵(Jovanni Sy)，加拿大华裔剧作家、演员、导演，拥有众多参演、编剧或执导的舞台作品，并曾在多伦多、温哥华担任过不同剧院的艺术总监等职。

由加拿大剧作家白仁耐(Leanna Brodie)和施崇梵(Jovanni Sy)伉俪耗费6年时间创作的这部剧，讲述了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合作，在1983年将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艺)舞台的故事。《推销员在中国》表现了在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深具意义的联合创作中，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冲突、相互理解和妥协，以及各自的内心省思。

创作者如何看待这部剧，希望通过它向观众传递什么理念？该剧联合编剧之一、导演施崇梵近日通过视频连线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阿瑟·米勒的剧作中有很多方面对于1983年的北京观众来说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像今天的中国人这么熟悉西方。剧中很多概念，诸如人寿保险、上门推销员，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存在。那部剧有一些非常精彩和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正如米勒和英若诚所说，归根结底，《推销员之死》是关于父子之情的戏剧。他们相信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那部剧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全世界广泛关注。

我相信文化交流可以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让双方都“人性化”。如果你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文化交流，你会了解到他们的基本人性，就会开始不再将他们视为敌人，而是视为可能更像你的人。

施崇梵：的确花了这么久时间。如果没有疫情，也许它会提前两年问世。编写这部剧是白仁耐的主意。当时我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Richmond)。我那时在那儿管理一家地方剧院。列治文55%的居民是华人。但这家剧院的观众约95%都是白人。我想扩展剧院的视野和剧目，使之成为更受欢迎的空间，也更像它所在的城市。

施崇梵：我们的戏剧试图表明，你可以努力克服相互不理解的问题，培养一种“理解感”。但这并不容易，你必须非常耐心、宽容和开放。相互间的不理解可能导致摩擦。但如果能努力克服它，你就能达到理解的一个新层次。

进步并不是一条只会越来越好的直线。事情会时好时坏。这部剧提醒我们，你必须不断努力，让事情更好。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事情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不会有那么多的不信任和敌意。

我正在创作几部新剧。其中一部是改编自18世纪戏剧的喜剧；另有一部是以1911年的香港为背景的侦探剧《九龙湾》，将以英语和粤语双语演出。(完)

为了《推销员在中国》这部剧，我们在2017年到北京做了些研究工作，走访了北京人艺和一些剧院，见了参演原剧的演员等。这次旅程让我们对这部剧有了很多想法和画面感。

在戏中，米勒和英若诚有各自有趣而复杂的父子关系。这就是他们意识到的共同点。在父子关系中，你会爱父亲，但也会与父亲争斗。这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也许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也是剧团要理解并演好这部剧而找到的共同点。

最大的挑战是选角，即物色扮演英若诚的演员。我们请到了新加坡影视明星彭耀顺。他的台词中英文各占一半。他必须完美地切换语言，并表现出英若诚那样的人格魅力。

施崇梵：10月底结束在斯特拉特福戏剧节的演出后，《推销员在中国》将于明年1月中下旬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上演。到中国演出也是我的梦想，很希望为中国观众表现这个精彩的故事。

白仁耐读到了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推销员在北京》，认为它对列治文这座城市来说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认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快。先定居于此的人与新移民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反映出在文化差异颇大的情况下，相互理解时的那种挣扎。当人们是如此不同时，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尝试达到相互理解的新水平。大概2017年，这部剧作开始创作。温哥华的剧作家戏剧中心后来将剧本初稿送到斯特拉特福戏剧节，并获得了支持，于是展开了后续合作。

施崇梵：剧中很多内容是关于英若诚感到自己两只脚踏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不像他那样会说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但我很高兴也能感受到自己属于两种文化。尽管我并非在中国长大，也不太懂中文，但我感到有些方面会点点滴滴渗透到任何有中国血统的人身上。我认为我与剧中人物的文化教养是相似的，对于如何行为及如何尊重他人的期望都很敏感。我很幸运，有很多文化顾问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施崇梵：我的父母是菲律宾华人。我出生4个月时随他们移民加拿大。我曾在企业任工程师，但业余常投身戏剧演出。出于热爱，我在32年前改行从事戏剧。年近40岁时，才开始学普通话，所以水平还属初级。

我并不是说文化交流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认为，当你面对一种存在对抗关系的文化时，很容易刻板地或漫画式地暗示对方是坏人、敌人。你懒得花时间去了解他们作为“人”是什么样的。憎恨一个你认为是“人”的人，比恨一个你认为是怪物的人要困难得多。

施崇梵：挑战之一是这部剧的规模和雄心。剧中约需20名演员，其中15人的对白要用普通话。全剧约40%是用普通话表演的。翻译张放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助理导演王方正和来自新加坡的语言顾问兼普通话教练赵娜，也对演员提高普通话表演的精准度起了关键作用。我有着从事双语和双文化环境工作的职业经验，知道需要在各环节做额外的步骤，才能让团队舒适地使用非母语工作。

前沿生物 爱博今年8月至10月，一部名为《推销员在中国》的中英双语话剧，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举行的年度戏剧节上公演，赢得舆论关注和观众广泛好评。

施崇梵：我同意。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譬如中国有高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而我们的挑战是尝试描述一个还处于相对贫穷时的中国。除非观众上年纪了，否则较难理解这一背景。当时中国刚走出动荡，经济改革刚起步。我不认为这部剧有助于解释今日的中国，但我认为人们也并不像难以理解40年前的中国那样难以理解今天的中国。今天也许很多人都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施崇梵：排演这出戏就像是以一个完美的方式来讲述关于性格迥异的人们克服彼此间差异的故事。第一次与他人合作时你必须学会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个故事可谓是近乎绝佳的例子，当中有文化鸿沟、语言鸿沟。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才进行了4年。我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还有着很多误解与不信任。现在是一个讲述这两种不同文化故事的好时机，而这两者都是拥有伟大历史的文化。

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把不信任和误解抛到一边，共同建构一些东西。我们尝试讲述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即艺术如何把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最令我骄傲的是，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正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事。大家在同一个剧场内，都能从中有所收获。1983年的原版剧(《推销员之死》)也试图将人们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