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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提“建设金融强国”，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应在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目标以及文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来实现，应走中国之路、体现中国特征。

当前广大企业最担心什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表示，相关调查显示，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是政策的不稳定。

盛世泽琪医共云平台登录入口在外有挑战、内有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恢复势头，圆满实现各项年度目标，实属不易。实现全年GDP增长5.2%目标之后，2024年的中国经济如何起步？重点在哪？

他指出，稳定的政策环境会使企业家具有长远眼光、进行长期投资。如果企业家对政策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对长期发展抱有信心，也不可能进行长期投资。这并非否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根据形势变化对政策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十分必要。

他指出，美联储加息已经结束，要考虑降息。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幅转向，人民币汇率或呈现趋势性反弹。如果中国经济恢复较好，美联储小幅降息，人民币汇率或呈有涨有跌的震荡走势。

但实现金融强国也要求体现出金融强国的共性。吴晓求表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金融强国基本属性和特征主要包括三点：高度市场化、法治化以及国际化。

张晓涛还提到，全球价值链重构使中国外贸承压，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下降，但对日韩出口保持基本稳定，对包括东盟、非洲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出口提高。中国出口有升有降，未来与新兴经济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潜力，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掉部分压力。

对于眼下的经济热词“新质生产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讲教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韩保江认为，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否定旧的生产力，因为很多生产力无新旧之分，比如农业、传统产业、矿业等，“恐怕这些产业不仅不旧，而且还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关键是用什么方式发展的问题”。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24年会1月1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多位与会权威专家放眼2024年和更远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期。

谈及如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杨伟民提出，要把握好各项目标、各项政策、各项手段之间的平衡，把握好治理时机、力度、效果，防止用力不均、方向相扭、顾此失彼、合成谬误、“下猛药”或强刺激。

例如，工业融资不断增加，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融资大幅增长。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率过去一段时间不断上升，产能利用率、工业用电量经济指标都在向好发展。从城镇调查失业率看，连续几个月数据在持续下降，农村外出劳工增长率持续上升。

吴晓求认为，中国式特征一是党对金融的集中领导；二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满足实体经济、居民和投资的多元化需求；三是金融要走科技创新之路，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金融发展都得益于科技赋能，科技和金融结合能极大提升金融效率。

具体来说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切实实现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数字化转型；二是不断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中国贸易主要是制造行业产品，服务业产品少原因就在于国际竞争力不足；三是要关注政策不确定性、透明性和激励相融性。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过去一年中国外贸承压。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晓涛认为，未来中国出口压制有望迎来扭转。

具体而言有三方面：一是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平衡；二是经济发展、生态环保、生产安全、共同富裕、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之间的平衡；三是把握好目标间的主次。

怎样激励企业创新？田轩建议，可以发挥产业投资的作用。产业投资与传统风险投资不同，其背后更多是母公司发展战略的考量。比如，为布局上下游产业链、转型升级、开拓新产业而进行提前布局。同时，产业投资有耐心允许被投企业不断探索试错，对失败容忍度非常高，符合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的特点。

张军扩表示，因此，政策调整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政策的酝酿、颁布与实施都要有一定提前量，要给相关企业调整留下必要合理的过渡期。同时，要切实贯彻落实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要求，非经济政策对相关企业经营活动和财产安全的影响有时可能比经济政策还大。

他认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核心的就是让供给和需求畅通起来。在此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了让市场主体敢作敢为、敢担当、敢创新，还迫切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以及容错纠错机制。

展望2024年，鉴于境内外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扰动，中国需要更好地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

魏建国认为，中国消费市场的回暖速度之快令人惊讶。预计从今年春节开始，无论城市、乡村或者线上线下，无论绿色消费还是旅行消费、银发消费、颜值消费等，所有的新模式、新赛道将会层出不穷，不仅对中国经济起到促进和拉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激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新和投资信心。

杨伟民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的预期偏弱等困难，与经济治理当中某些方面的时、度、效把握不无关系。为此，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先立后破”，这不是针对企业、消费者和市场，而是就政府的经济治理而言。

他分析称，2024年全球GDP增速或将放缓，但贸易增速有可能提高。就中国而言，整个2023年服务贸易由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出现大量增长，但货物贸易表现不佳。随着服务贸易景气回落，以及一些补库存需求，2024年货物贸易一定会快速发展恢复。

韩保江还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须遵循几个规律，其中之一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经济发展需要双轮驱动，需要供给创造需求，更需要需求侧对供给的牵引。

他表示，金融强国是非常宏伟的目标，涉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综合信用能力，它不但要内生性资本对中国经济、金融和未来有信心，而且也需要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有充分信任、投资中国。

“预案比预测更重要。”管涛强调，政府和市场都应在加强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同时，也要平常心看待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的开放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和政策回旋余地都更强。

他表示，中国的外贸在2023年交出了一个亮丽的“成绩单”，说明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叠加效应已经呈现。2024年外贸进出口将不仅企稳回升，而且形势会越来越好，进出口贸易将会在今年一季度末双双转正增长，无论外贸的市场规模和潜力都将超过2023年。

黄瑜提到，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待改造的城中村住房建筑面积约10亿平方米，以5年为改造周期，每年带来的住宅新增需求约4400万平方米，占22个城市2022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18%。从拉动投资角度看，城中村改造也将带来实质性作用，其推动的土地购置和建安投资合计约10万亿元规模。

但他提醒，2024年中国经济仍面临挑战，未来20到30年能否维持甚至提升现有潜在增长率，关键解决方案是要寻找新动力，实现高质量增长。

他提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产业投资已经初具规模，很多头部企业在产业投资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很多腰部企业，尤其是面临着转型升级压力的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产业投资的价值，产业投资仍是“蓝海”。

创新被视作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既需要长周期，又需要好人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坦言，“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于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市场，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表示，据测算，“三大工程”之一的城中村改造将在未来带动约10万亿元投资，对房地产市场形成有效支撑。

2023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全面启动。其中，城中村改造主要针对超大特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