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麹氏高昌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南北朝的互相征战,无暇过多地顾及西域,加之河西等地的大量世家望族迁入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反而迎来了一个较为安定和繁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交河城的布局、规划基本形成,但即使如此,作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麹氏高昌国毕竟人力、物力有限,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通过现有遗址的叠压情况来判断,麹氏高昌时期,交河城的东门、东部居民区和衙署区应该已初具规模,进入麹氏高昌中后期,随着佛教在吐鲁番盆地的兴盛,大量寺院也在这一时期的交河城内兴建,构成了后期寺院群落的布局。可以说,麹氏高昌时期的交河城,为紧接下来的唐西州时期的交河城建设,打下了基础。
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交河故城现有的布局与建筑,奠基于麹氏高昌国时期,主要形成于唐西州时期。
从今天的遗址情况看,交河城的总体布局和规划,在麹氏高昌的基础上,有着鲜明的唐代城市建设特点,如有着意图非常明确的功能区划、等级观念、城市内中轴线的强化以及唐代风格的寺院布局、庭院建设等,都与北魏的洛阳城、唐代的长安城建设有着诸多相同的理念。
从战略角度上说,只要控制了交河城,便可以控制住吐鲁番盆地的西、南、北三个方向的交通咽喉,进而牢牢地锁住西域门户,堪称西域锁钥。
而唐朝在取得吐鲁番盆地后,首先是将其作为一统西域的桥头堡,在交河置县,设岸头府,不仅在交河城内建立了完善的行政、军事、交通和仓储机构,一度还将安西都护府设在交河城。随着西域疆域的不断延伸,大唐将安西都护府迁往更西的今轮台附近,而吐鲁番盆地也转变为大唐在西域的大本营,交河城也因此得以大规模的发展和变化。
而交河城位于吐鲁番盆地靠西北角的位置,南对也木什塔格(盐山)北侧缺口,东连吐鲁番腹地,北对大河沿,扼控天山前山的盐山与火焰山交接处,从交河城出发向北越天山,可抵达唐代的北庭,也就是今天的吉木萨尔,事实上这条道就是今天著名的车师古道。而交河城的西北沿白杨河,经唐代的白水涧道,通唐代的轮台城,即今天的乌鲁木齐方向,西南通唐代的天山县,即今天的托克逊,如果由托克逊继续向西南,经唐代的银山道,便可抵达焉耆,进入南疆,再向西便进入塔里木盆地,如果从托克逊直接向西,经阿拉沟,则可以直接抵达伊犁盆地。
这也就是说,高昌回鹘时期的交河城,基本还是保持了唐西州时期的原貌。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交河故城,也主要是唐代的遗留,行走在交河故城之中,就是行走在一个被时光凝固了的唐代城市之中。
打开地图我们就能知道,吐鲁番盆地的北面是连绵高耸的北天山主脉,东、东南、南均为广袤的大漠戈壁,西、西北、西南则分别通过山脉的豁口连接盆地之外。形象地说,吐鲁番盆地就像是标点符号中的一对括号,一半被山包围,一半被大漠戈壁环绕,有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
交河城这个名字在汉文史料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汉书·西域传》,所谓:“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交河城是车师前国的王治,也就是管理中枢所在,而交河的得名,是因为城下的河水环绕交汇。
交河城在史料中出现之后,与它直接相连的大事件,就是所谓“五争车师”,也就是汉廷与匈奴围绕着交河城而进行争夺的五次战役。汉、匈两大势力在吐鲁番盆地像是拉锯一样,反复争夺了几十余年,最终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提到: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
所谓“减地起凸法”,就是在建造房屋前,规划好建筑物布局、确定墙壁位置之后,直接在台地上往下挖,留下来的部分,即为房屋的墙壁;掏出来的空间,则为房间、庭院和道路。而地面上则采用板筑法,即“干打垒”增加一定的高度,屋顶用木材搭建。
赌场平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在介绍我国秦汉时期边疆政权演化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城市:交河城。其中写道:“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达焉耆,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那么,交河城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这里保留着哪些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公元791年,吐蕃攻陷西州,占据吐鲁番盆地,交河由此衰落。公元866年,漠北回鹘入主吐鲁番盆地,建立高昌回鹘,交河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这一点从交河城的考古中有着清晰的反映,如最初奉摩尼教为国教的高昌回鹘,无论是在高昌城内及周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均留下大量的摩尼教遗迹,但在交河城内迄今也未发现摩尼教遗存,仅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得知交河城内在这一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小型的摩尼教寺院。这说明,对当时的高昌回鹘来说,交河城已经无足轻重,或因城内人口锐减而十分凋敝败落。
仅从这一点来看,车师的战略意义就非同凡响。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吐鲁番不仅土地肥沃,利于屯田,更是从河西通往西域的咽喉,而交河城则是吐鲁番盆地这个咽喉中的咽喉。
10世纪初之后,高昌回鹘改奉佛教为国教,直至公元1283年,元朝政府要求高昌回鹘王室东迁甘肃永昌为止,这一阶段,佛教在吐鲁番盆地再次兴盛,而交河城内的佛教寺院也因此而再度复苏。考古发掘证明,虽然高昌回鹘在这一时期改建、扩建了交河城内的一些佛寺,但均是在唐代形成的框架之内进行的,而交河城内出土的回鹘高昌时期的佛教文书,其重要性从纵向上看远逊于唐代,从横向上看也不如同时期的高昌城。
李世民派遣侯君集平定高昌后,高昌被更名为西州,直至安史之乱后,吐蕃攻陷西州为止,这一阶段维持了150余年,而这150余年,也恰是大唐最为兴盛的时期,因而交河城、高昌城等的城池发展都达到了巅峰状态。
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兴盛,儒学、道教等中华传统文化及剪纸、饺子等中原民俗、食品在吐鲁番盆地盛行。在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粟特人康延愿的墓志铭文记载,其先出自中华,迁播于交河郡,表明他完全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交河故城遗址无疑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例证。
最初的交河城作为车师人的活动中心,受限于人口规模、生活方式以及技术水平,显然不大可能在交河台地上进行高密度、大规模的修建工作,而在汉、匈“五争车师”期间,交河城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其后汉军在交河屯田,一直到魏晋时期,包括交河在内的吐鲁番盆地战乱频仍,也无条件对交河城进行大规模建设。通过今天的考古发掘,基本可以断定在汉代,交河城的建筑主要集中于台地南端,也就是今天游客进入交河故城的大门附近。
交河城至少自西汉开始,便已经成为西域的一座军事重镇,其后依次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高昌郡时期、高昌国时期、唐代的西州时期以及安史之乱后的高昌回鹘(亦称西州回鹘)时期,在两千年的岁月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使得交河城在历史上,多次被扩建、改建和修葺,因而交河城像是一个千层饼一般,不断地叠加着历史。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交河故城,这些城内的规划与建筑遗址,又主要是哪个朝代所遗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