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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八仙622727ccm王乃彦,生于1935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曾赴苏联工作,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领导的研究组里工作,走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王乃彦为我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参加研制并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在高功率脉冲技术、束流物理和束靶相互作用诸方面取得国内外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氟化氪激光聚变和激光核物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王乃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先后出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研究生部主任等职。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付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王乃彦除了做科研工作,也热衷于做科普工作。曾经连续多年担任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大奖赛评委会主任,也是连续多年的明天小小科学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大学生挑战杯评委会主任。退休后,王乃彦花在科普上的时间更多。不仅为大学生,也给中小学生做科普。如今,王乃彦虽已是年届九旬,却依然坚持做科普工作,传承“大手拉小手”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 受访者供图【对话】出身“化工世家”,却选择了物理新京报:你对知识的渴望是否受到家庭的影响?能否具体说说,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的影响。王乃彦:我父亲应该是中国测绘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当时他在北京的京师测绘学堂学习。毕业后到福州-厦门的公路局工作。我哥哥在原北洋大学读书,我姐姐考上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我父亲深知:读书才是一条好出路。所以,父亲认为再穷也得送我们去读书。当时的我还小,很贪玩。等我读初中时,父亲见我不好好学习,就亲自教我数学。英语没有课本,父亲就手抄当时的教材让我学习。我们家是“化工世家”,大舅、二舅、大哥、大姐、表弟、表妹都学的化工。但到了我这里就“变异”了,变成了学物理。这其实也与我家庭有关。我父亲学测绘的书籍都带回家里,我喜欢翻我父亲的书:不仅有航空测绘的书籍,还有一些物理学书籍。初三时,我在一本物理学书上翻到了牛顿,就把牛顿的头像剪下来,一直保存到了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我哥哥到北洋大学读书,也给我寄回来一些书,其中有一本《趣味的物理学》,我至今还记得。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走上科研之路,有哪些老师对你影响较大?王乃彦:小学校长影响挺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父亲从福州到了沙县。我小学是在沙县师范附属学校读的,整个小学就只有校长和他爱人俩人教书,校舍就设在一座寺庙里,冬天寒冷异常。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却在当时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王乃彦与同事一起做氟化氪激光实验(左1,王乃彦,左2,洪润生,左3,王淦昌,左4,单玉生) 。受访者供图我当时由于年纪小,个子矮,坐在第一排,校长把他的马蹄钟就放在了我面前,并让我看着上、下课的时间,到了就去敲钟上课、下课。因为冷,年龄大的学生就怂恿我拨快校长的马蹄钟——这样就能提前下课。下课了,同学们就冲出去晒太阳,在外面高兴地玩。然后,我又慢慢把钟给拨回来。有一次,我在下面正偷偷拨分钟时,校长突然转身过来逮了个正着。我当时吓坏了,都快哭了。我以为校长要处罚我,但校长看我可怜的样子,没有骂我,相反,摸摸我的头说:小王,你怎么作假?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我在中国科协的一些活动上跟学生们讲,这是我人生上的第一堂科学道德课。从此,我记住了不能弄虚作假。新京报: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自己走上核研究之路是偶然还是必然的?王乃彦:说是偶然的,也可以。我在高中时参加了福州的土改工作,土改工作结束后有两条路可选择,一个选择是到福州市委工作,另一个选择是回学校继续读书。我最后选择了走继续学习这条路,包括北大读书后来被安排到原子能专业。我刚上大四时开始分专业,有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光学和无线电等专业。因为我原本就对无线电感兴趣,就报了无线电。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原子能专业,因为读了原子能专业,才有后来我被分配到钱三强领导的研究组里工作。王乃彦与诸位师友在颐和园合影(左1,葛玉林,左2,项志遴,左3,王乃彦,左4,钱三强,左5,郭树源)。 受访者供图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新京报:出国留学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王乃彦:我是1959年到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编者注:1956年3月,由苏联、中国和民主德国等11个国家联合成立,下称“杜布纳”)留学,杜布纳的科研环境很好。因为当时我是做中子物理研究的,杜布纳建了一个脉冲堆中子源,我就在那里跟着学习中子能谱学研究、中子界面测量工作等。这些都是1955年第一届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也即核能国际会议)中一个很重要、很前沿的课题。杜布纳的研究队伍水平很高,实验室主任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弗兰克,195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平易近人,有一次他要到我所在的实验室来,刚开始我想他这么一位有成就的大专家,我是个小不拉子,一见到他我就呼地一下站起来了,然后他过来翻翻我的笔记本,问了我些问题——杜布纳要求每个研究人员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写笔记:我今天准备做什么,我的方法,路线是什么?我预期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一定要写,然后才能开始做实验。后来慢慢熟悉了,弗兰克有一次就找我谈话,我这辈子都记得,弗兰克说:年轻人,我非常感谢你对我这么尊重,但我要告诉你,并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你不要认为我说的话都对。如果我对老师曾经说的话认为都对的话,我就得不到诺贝尔奖。新京报:在杜布纳的学习,对你今后做好科研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王乃彦:杜布纳每星期都会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邀请来做报告的是当时苏联国内核物理方面有名的专家学者。弗兰克在每一次讨论会都能发表很多自己的看法,也会做一个很精彩的总结。这个讨论会我只要有空都参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他们的学术讨论非常热烈、自由。当时我们在杜布纳学习、工作的中国人也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们也每个星期都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当时有王淦昌、朱洪元、张文裕和周光召等人,那会儿我们也是在一起平等自由地讨论。可以说,我在杜布纳学习这段时间所受到的锻炼和熏陶,对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影响。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知道科研工作要每一步都非常扎实;第二个影响是,要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基础。科学家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服务新京报:工作后有哪些人对你影响较大?怎么影响你的?王乃彦:有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大。钱三强先生,他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刚从北大毕业到原子能院时,有一点重理论,不太重视实验。钱先生告诉我:理论很重要,实验也非常重要,物理学实际上是门实验科学。那时候我就喜欢做理论研究,但钱先生从来没有因此打击我,他就是一直提醒我要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叫我做一个放大器,我在北大都做过,做100倍的放大器没有问题的,钱先生让我做放大1万倍的,我就想不就是2个100倍的放大器接一起嘛,没觉得有什么难的。结果下来,我总是做不出来,我就到处借书看,求问专家,死活就是没有做出来,最后发现是接线上出了问题。通过这次实验我就发现,物理学也不是简单地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好多学问也必须通过非常扎实的实验才能抵达,也一样需要很高的动手能力。钱先生对我们也特别关心。我被派送到杜布纳学习其实是钱先生的大力推荐才成的,我的材料第一次寄过去后被退了回来,因为他们要求至少有副博士学位的人才能过去学习,但我就是本科毕业。我的材料被退回来后,钱生生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钱先生告诉我,他把退回的材料又寄回去了。他说,他告诉杜布纳,他挑选的人就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王淦昌先生是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科学家,他的“以身许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我是去杜布纳开始跟着王老工作学习,到我回国后一直又有王老领导我们。王老经常跟我说,科学家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服务。王老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读研究生,1931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第二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王老1934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者,比如李政道。1947年,王老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回国。1956年,王老又到了杜布纳工作,1960年底回国后,受命秘密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王乃彦辅导学生。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科技报国四个字的分量是在什么时候?王乃彦:说实话,我高中参加土改工作回到学校后,就开始意识科技报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到北大读书以后,要科技报国的想法更强烈。科技工作者有义务做科普新京报:从事青少年科普工作也是你一直在坚持的。王乃彦:没有退休以前,我就做了大量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中国科协主持的青少年科技大奖赛,连续多届评委会主任我都担任过,我也是明天小小科学家的评审委员会主任、大学生挑战杯的评委会主任,都是连着当了几任。退休前,我做科普工作大概每年加起来都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科普我现在还在做,一直做到自己干不动为止吧。我们科技工作者有义务向青少年做科普交流,特别是院士,应该尽更大努力。一个小朋友在他求知欲很强,上进心很强的时候,你如果给他一点引导,也许他将来就会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了不起的科学家。新京报:从事科普工作,你认为与此前从事的科研实践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王乃彦:科普工作与科技创新都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科普工作虽然看起来可能不像具体的发明创造那样有明显的成果,但做好科普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对于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青少年科技人才,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科普工作做得越好,国民素质越高,人才培养越好,科技创新才可能越多。科技创新越多,科普工作也能顺其自然做得越好。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的领导下,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们也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思维、精神和方法,这个普及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除了宣传具体的科学知识以外,我们也要把科学思维、方法和精神做好普及。我们要教育年轻人,甚至已经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怎么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即一定要客观、全面地去观察世界,而不是盲人摸象。王乃彦院士对青年学生的寄语。 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觉得什么是好的科学素养?你认为当代青年需要培养哪些科学素养?王乃彦:毛主席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要客观、公正地去观察事物。观察事物是为了分析事物。而要学会分析,就要能提出问题。如果只会简单地表面地看问题,那怎么能提出优质的问题?有句谚语说地好:学问学问,要学要问;边学边问,才有学问。就是说,你要想做好学问就要学会问,不学会问就不会有学问。所以,提出问题很关键。同时,有没有一个平等讨论的环境也很关键,就是说在讨论问题时,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帽子,这样人家就不敢讲真话,不敢提出反驳。不能因为你是教授,你是院士,就看不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让他们提出反驳,甚至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嗤之以鼻。这点上,王(淦昌)老就做得很好,他是谁懂就请教谁,他甚至会去请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从来都是不懂就不懂,不会装懂。但是,好好讨论只是其中一步,讨论完以后还要看能不能做出大胆假设,然后认真做实验求证。求证以后,如果失败了,有没有一个宽容失败的环境。这是一套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搞科研的青年工作者尤其要学会和遵循。【同题回答】新京报:你怎么看院士做科普?王乃彦:院士毕竟受的教育比较多,应该说是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所以我们更要好好地把自己知道的知识跟大众做交流。院士绝不能讲假话,这也是院士应尽的义务。新京报:你认为科学家应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王乃彦:科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首先,爱祖国、爱人民。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其次,科学家要有热爱科学、执着追求科学的精神。再次,科学家应该要有一些科学的思维和精神文化,用这些科学的思维方法贯彻到自己的业务工作中去,然后用自己的业务工作报效自己的国家。最后,院士应该爱护晚辈,为晚辈铺路。新京报:你认为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是什么?王乃彦: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应该更全面一点说,是科学与教育。教育重要,科学也很重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发展要基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因此,科学与教育是立国之本。新京报:你认为该如何让小朋友爱上科学?王乃彦:小朋友要是喜欢上科学了,你用九牛二虎之力都拉不回来。因此,不要强迫小朋友,而是要启发他们。那怎么去启发小朋友爱上科学呢?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来共同做好这个工作,要让他们在活动中,在游戏中喜欢上科学,不要生硬地教育他们。培养小朋友爱上科学有两个注意事项:首先,要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其次,要教小朋友学会谦虚,要善于向他人学习,要把他人好的方法、做法学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自信。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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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八仙622727ccm“你们知道地球上一年火山一共喷发多少次吗?” 2023年11月22日,昌平区第一中学的博雅礼堂内,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刘嘉麒身穿蓝色夹克和黑色西裤,脚踩一双黑色皮鞋,步伐稳健地走上演讲台,给昌平一中的全体高一学生上了一堂“神奇的火山”科学课。 如今82岁的刘嘉麒,长年从事地质研究,对中国东北、西北、青藏高原和南、北极等地区进行过广泛地质环境调查。他建立了渭南黄土剖面高分辨率时间标尺,参与了新疆和东北的资源探察和生态环境研究以及南、北极的科学考察,探讨了南极火山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在火山地质与第四纪环境地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工作。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国际单成因火山研究委员会联合主席,刘嘉麒研究了一辈子的火山,曾获得首届“侯德封”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等,是国际著名的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 1941年,刘嘉麒出生在辽宁省医巫闾山的一个村落。八岁起,他进入乡里的小学读书,每天跋山涉水,走四里多山路上学。到中学时,上学的距离拉长到了十八里路,步行时间也变成漫长的两小时。 刘嘉麒自评,从小就与山结缘。他家住医巫闾山的深山里,拾柴割草都要上山,每日上学也需要翻山过河。童年的娱乐活动也是爬山,与三五个孩子比赛谁先登顶。 刘嘉麒说,父亲早逝,家里穷,靠种田勉强维生。家人们一度动过让他辍学的念头,是母亲和学校坚持让他念书。他学习一向争气,中考时,全乡近40名毕业生,只有他和另一名同学考上了高中,高中毕业时,他成为全校仅有的三名全优学生之一。 高考填志愿时,学校要求好学生必须选择理工科专业。刘嘉麒在征询母亲意见后,选择了“不要钱”的地质专业,“我妈跟我说,你看什么学校不要钱,就考什么学校……我看招生简章,感觉地质学挺神秘的,就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的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 1960年至1967年,刘嘉麒在长春地质学院读完本科和研究生,而后留校任教一年。1968年后,他先后被调至辽宁省营口地质队及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1978年,他再度考研,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就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封。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钻研火山地质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嘉麒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层古生物专业博士学位,先后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所长等职务。2003年,刘嘉麒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做地质工作,一年中有很长时间跑野外,观察自然现象,采集样本,找矿,填地质图……。刘嘉麒认为这是一种享受。“在农村长大的,到了野外觉得很亲切。搞地质有点儿像旅游,到处跑,挺好的。” 观察与研究火山更让他兴奋。他去夏威夷,见到岩浆“像海水一样铺天盖地地喷发而出……”。在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和留尼汪岛的富尔奈斯火山,他现场测量岩浆的温度,“能看到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火山喷发景观,让人格外激动和兴奋……”。 刘嘉麒刚开始研究火山时,中国的火山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为此,刘嘉麒调研了中国90%以上的火山,在上世纪末写成并出版《中国火山》一书,详尽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火山的方方面面。这本书至今仍被学界评为论述中国火山的最完整的书。而今,刘嘉麒正在写作第二本关于火山的书籍,“第一本写了三十多万字,第二本得有八十多万字,关于火山,会讲得更全面、更细致。” 他见证着中国火山研究在世界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术会议开到中国来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推荐及评审,也会邀请他参与。他认为,目前,中国火山研究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科研之余,刘嘉麒致力于科普,出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他还在互联网平台做短视频科普,被网友称为“火山院士”。 “我们对年轻人讲的,哪怕其中一句话对他们有作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因此,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刘嘉麒强调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社会层面提倡科学家精神,让孩子重视和热爱科学,拥有并发展对科学的兴趣,才能使社会及青少年有长足的创新与进步。刘嘉麒院士在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为学生进行《神奇的火山》讲座。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对话】 求学之路 新京报:你是几岁开始上学的? 刘嘉麒:1949年,辽沈战役打完后,我老家就解放了,我这样的穷孩子也开始上小学了。 当时的小学离我家有将近四里路,我得跋山涉水,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校。学校就设在乡里的一座庙里,在佛像前的空地上摆几条长板子,高一儿点的当桌子,低一点儿的做板凳。 新京报:你家中以什么为生?供你读书困难吗? 刘嘉麒:我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只靠母亲种地维生。我们家分有土地和果园,生产梨、杏、桃等水果,种玉米大豆等庄稼,也养鸡、养猪。我放学回家经常要拾柴、割草,有时不小心就把手指砍了,现在左手上还有好几道伤疤。 家庭收入一直很少,无非是卖几个鸡蛋,卖点柴火,换几个钱,买点儿食盐等生活用品。若不是学校照顾我,不收学费,我是很难读书的。 我读完小学,考上中学。中学要到县城去读,多数学生在校住宿,我家离学校约十八里路,本应住宿,但交不起住宿费,只好走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出门,步行两个小时左右,赶上上课。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地质学专业? 刘嘉麒:我高考那会儿,不是你想报什么志愿就报什么,分三类志愿,一类理工,二类农医,三类文史;学校要求好学生必须得考理工;我母亲又要求我哪个学校不要钱就考那个学校。地质院校实施五包(包学费、书费、食宿费、医疗费),于是我就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的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 新京报:大学的时光怎么样? 刘嘉麒:我刚上大学时是1960年,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挨饿。那会儿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在学校里虽然吃不饱,但比回家强,所以我一直坚持念书。大二开始,我们去野外实习,因为是在农村长大的,到了野外就觉得很亲切。 我从小就生活在山里,整个东北,东边是长白山山系,西边是大小兴安岭山系。我老家所在的医巫闾山属于阴山山系。我很喜欢和大自然打交道,人在大自然中,心旷神怡,什么愁事都能忘却,变得很单纯。 在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辽宁省营口地质队、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刘嘉麒院士对青少年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跑野外是常事 新京报:工作后,依然长年跑野外吗?主要做些什么? 刘嘉麒:是的,忙的时候,一年有半年都在野外干体力活,比如挖探槽、打坑道,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搞地下工作的。 我们当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给国家找矿,铜矿、金矿、镍矿我们都找。再就是填地质图,把各地的地质情况弄清楚。有时也为农村人家找水,探测哪块儿有水?怎么把水抽出来? 新京报:会觉得辛苦吗? 刘嘉麒:搞地质,肯定是辛苦的。最基本的一点,搞地质必须得走路,我年轻时也没有车,连辆自行车都没有,去哪儿都靠两条腿。如果是在农村,遇上谁家的牛车、马车,能搭几步路,那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其余的时候,你都得自己跋山涉水,边走路还得边工作。比方说采石头样品,我们经常一天下来,得背上几十斤的石头。 我们那会儿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就得干好。所以不管再辛苦,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而且我也喜欢这个专业,你学好了,自己有份工作,也能为国家做贡献,挺好的。 新京报:早年,你在野外做地质研究时,有哪些必带的装备? 刘嘉麒:锤子、罗盘、放大镜是必须的。那时候没有GPS,只能用罗盘辨别大概方向,用放大镜看样品细节,锤子则是用来采集样品的。更重要的是要带上地质地形图,这样的话,你走到哪儿迷路了,可以根据地形图判断所处的位置。 有时会带枪防野兽,但山上不允许打猎。实际上,真正的高山上也没有动物。食物方面,一般带方便面、午餐肉和榨菜这类,但高山上是烧不开水的,最多烧到六七十摄氏度,泡出来的方便面黏糊糊的,很难吃。天天吃那些玩意儿,很腻味。我1987年到西昆仑山上跑了一个多月,瘦得裤腰带进去了两格。 新京报:在野外考察,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时刻? 刘嘉麒:在野外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危险就在所难免。比如说,到西藏可可西里考察,没有通讯工具,进去了就和外界没法联系。你万一得了感冒,不及时治疗的话,三天就可能发展成肺气肿。我们当然也会带药,但不一定带的药就能治得了病。如果没药,从无人区走出来,怎么也得要十天半个月,任何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都是很危险的。 我算是幸运的,去过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等偏僻的地方,却没得过病。 新京报:你们每次去野外考察,会采取一些办法来保证旅程的安全吗? 刘嘉麒:当然了,安全很重要。我们去野外考察要求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考察路线往往不走回头路,如果考察队伍是分开的,前面的人要在走过的路旁做标记,比方说在树干上砍破一点儿树皮,没有植物的地方,就用锤子把石头敲掉一些,或者把几块石头垒在一块儿。总之,就是做一些人为的痕迹,让后边的人可以辨别。 新京报:考察中的险情,你会和家人聊起吗? 刘嘉麒:我很少和家人提这些事,因为他们听了只会担心,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过有时候单位派我们出去工作,去南极也好,去西藏也好,要签保证书,证明自己是自愿去的,自己承担危险;还要家属签字,家人就会很担心了。“院士专家讲科学”走入昌平区第一中学。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摄 将视线转向火山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火山研究? 刘嘉麒:从1978年第二次读研开始。上世纪60年代,我第一次读研究生,因为时代原因,没有学太多东西。再想考研的时候我已经37岁了,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想要回炉一下。当时我在原单位已经做到室主任了,但我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不行的,要变强,就得去更强的地方和人家竞争。当时中国科学院算是国内最强的地方,我就想冲一下,并幸运地考上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做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的对象是年轻的火山岩。于是,我就到长白山去采集样品,再回到实验室做测试分析,把野外和室内工作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自己只能摸索着做。 新京报:当时,我国的火山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怎样的水平? 刘嘉麒:当时,中国的火山研究还很落后。我读研究生时,有关中国火山的文献很少,甚至有的文献明确写到 “中国根本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要从国外获取。” 参加国际会议,也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火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自己先把中国的火山搞清楚。 二十年前我写的《中国火山》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火山的方方面面,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火山的最完整的一部著作。为了写这本书,我把中国90%以上的火山都跑了,在青藏高原和大兴安岭新发现一些火山,系统研究了全国火山的时空分布和地球化学特征,确定中国火山不仅种类多,分布广,并有一些活火山,验证了西昆仑的阿什火山在1951年5月27日喷发过,这是中国大陆最新的火山喷发。 新京报:目前,中国火山研究的世界地位如何? 刘嘉麒:我们现在处在国际一流水平,行业内没有不知道中国有火山的,好多学术会议也到中国来开。国外搞火山的学者要提教授,找我做推荐人,有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论文也找我审评。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把中国火山研究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了。 新京报:你去很多活火山考察过,有什么感受? 刘嘉麒:太壮观了。像我到夏威夷去,看到火山岩浆像海水一样流出来,它是溢流型的,危险性并不很大。但像是日本的有些火山,它会爆发、喷发,岩浆铺天盖地地下来,那就很恐怖了,得躲远一点儿。还有像东非大裂谷的火山,岩浆已经不太流动了,但是会释放有毒气体,比如硫化氢之类的,人要接近也得做好防护。 我还现场测量过岩浆的温度,一次在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一次在留尼汪岛的富尔奈斯火山。当时只觉得很刺激,已经不考虑危险了,因为能看到平时根本看不到的场景,人只会觉得激动和兴奋。 现在想想,大自然是这样伟大,这样可怕。面对不同类型的火山,我觉得人在大自然里太渺小了。 科学家精神很重要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学生,还是努力型的学生? 刘嘉麒:两者都有吧,做学术,得努力,但是太笨了也不行。我很早就给自己下判断,我做领导干部不行,经商也不行,搞点儿学术专业研究,还勉强可以。 但我一直认为,科研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搞研究的人,不懂的东西永远比懂得的多。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不断探索,才能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现在有些事不算创新,只算进步。别人做到80分,你做到85分,这叫进步。真正的创新是无中生有,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新京报: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期待? 刘嘉麒:目前有些趋势不太好,很多人喜欢做短平快的、急功近利的事儿,踏踏实实做事的比较少,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想强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导向。我相信,只要有正确的引导,鼓励认真做事的精神,年轻人们会一代比一代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正在聆听院士讲座。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摄【同题问答】 新京报:您觉得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刘嘉麒:科学家当然要有科学家精神,也就是要求真务实。除此以外,科学家要理解博大精深的重要性,要有孜孜不倦于科研的精神——科研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做成的,有可能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有重大突破,但科学家得有这方面的奉献精神。 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工作才行。我也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如果你想拥有正常的生活节奏,你是做不了科学家的。没有一个科学家,只靠上班的时间,就能把科研做好。科学不像文学艺术,有了灵感就有了东西。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除了灵感,还要有思维,有求证的过程,需要下工夫,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性。 另外,科学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创造。说白了就是要比较聪明一点儿。人的智商是有区别的,有的人逻辑思维比较强,有的人形象思维比较强,还有的人表现在其他方面比较强。做科学家,当然需要在科学思维这方面比较强,但科学家未必能像艺术家那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像你让我去唱歌跳舞,我肯定就不行。每个人应该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做出成绩来。 新京报:您觉得科学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是什么?刘嘉麒:整个社会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推动。要让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强大,发展科学技术是根本。 新京报:您怎么看院士做科普?刘嘉麒:我们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如果能多听几个大家讲话,我现在可能发展得更好。 小时候大人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我都说的是要做科学家。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科学家挺高尚的、挺神秘的。 那么我现在有机会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哪怕其中一句话对他们有作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因此,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我觉得人得想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目标明确了,才能奔着目标不断努力。我是把自己的客观、主观条件综合以后,判断自己比起经商和从政,也许做科研还可能合适些。 新京报:如何让小朋友们爱上科学? 刘嘉麒:首先,社会的大环境要调整,要提倡科学家精神,让孩子重视和热爱科学;不要一味地诱导年轻人走捷径、做明星……同时,搞科学的人也要为孩子们树立好的形象,不能让老百姓们说专家是“砖家”。 再者,最主要的是要让孩子有兴趣,兴趣是创新和进步的催化剂。没兴趣的话,生搬硬套也不能做好。像我从小就跋山涉水,没觉得怎么样,后来搞地质了,去野外辛苦一点儿也习惯。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编辑 陈晓舒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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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八仙622727ccm新京报讯(记者程亚龙 闫沫琛)近日,有视频显示,河南省邓州市某中学围墙倒塌,一名女孩被砸身亡。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事发学校为邓州市十林镇第二初级中学。4月9日,新京报记者从该校所在村村委会获悉,事发时女孩使用围墙上捆绑的用于晾晒被褥的绳子荡秋千,导致承重柱断裂倒塌。视频显示,事发地的围墙并未完全建成,每隔约2米,有一处高出围墙基底1.5米的方形承重柱,承重柱之间未设置隔离栅栏。邓州市教育局相关人士介绍,该事故发生在清明节假期,事发时,学校未上课,围墙也未在施工。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去世的女孩今年6岁,事发后,当地公安、应急管理局事故调查科均已介入调查。编辑 刘倩 校对 刘越中新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 刘育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9日对外发布《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提出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高的要求。

方案提出,到2027年,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工业大省大市和重点园区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重点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退出、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创新产品加快推广应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高。

方案提出实施先进设备更新行动、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实施绿色装备推广行动、实施本质安全水平提升行动。针对工业母机、农机、工程机械、电动自行车等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低水平的行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超期服役老旧设备;针对航空、光伏、动力电池、生物发酵等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高水平的行业,鼓励企业更新一批高技术、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等。

FAQ

醉八仙622727ccm中新社合肥4月9日电 (吴兰 靳瑾)中国首台套移动临床试验单元9日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组装完毕,投入应用示范。

临床试验是创新药、医疗器械注册上市前进行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的关键一步,对医学进步有重要支撑作用,被称为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制高点的基石。

移动临床试验单元由该院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主任周焕教授团队自主研发设计,核心部分包括两辆专业医疗特种车和全套数字生态系统。其中,一辆为临床试验移动门诊及日间治疗抢救车;一辆为移动药房样本静配车,配备生物样本处理离心机、超低温冷藏柜等仪器,可完成生物样本采集与处理、药物保存与处置、静脉药物配制等。两辆车相当于一个微型研究型病房,配备5G定位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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