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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启动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西域都护府考古”项目。先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的6项考古成果中，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入选，喀什市汉唐时期莫尔寺遗址入围。寺院遗址的整体布局符合西亚、中亚地区景教教堂的典型“三殿式教堂”布局，建筑技术、材料等呈现出本土传统风格，采用的斗拱等又源自中原传统建筑技艺。遗址出土大量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书，壁画残块，产自中原地区的北宋漆碗和“熙宁元宝”钱币，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等。

在南疆，帕米尔石头城遗址考古突破了以往仅由外城与内城构成的认知，其北子城当为汉唐时期的羯盘陀王国宫城所在。喀什汗诺依古城发掘，考古工作者初步认识了古城布局结构，揭示了古城使用年代在唐宋时期，初步认为与唐疏勒都督府所辖的15州治所有关。

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座烽燧遗址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属的一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军事设施，这里出土的1368件(组)珍贵遗物惊艳考古界，同时实证了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和治理，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

卓尔库特古城应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处最高等级的中心城址。北京大学教授陈凌说：“卓尔库特古城的发掘对于确定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于研究中央王朝治理新疆、丝绸之路古代城市考古具有关键性意义。”

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2020年哈密市拉甫却克墓地的考古发掘给人们带来了惊喜。考古成果为新疆唐宋时期考古、历史、文化、丝绸之路贸易等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除了主动性考古项目发现外，新疆考古工作者还配合塔城、阿勒泰等地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这些成果丰富了新疆考古的内涵。

2018年，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负责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阮秋荣说：“考古发掘证明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晚期，世界第一缕煤火在天山沟谷中燃起。这项成果将人类对煤的使用历史上推了千余年，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以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一个个“考古中国”“基建考古”项目在新疆大地顺利进行。考古工作者在遍布天山南北的城址、墓群、烽燧、戍堡、守捉、卡伦等遗存中发掘历史真相，自旧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学科研究多样，发现与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治理的同时，也为阐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提供助力。

仙境传说爱如初见手游官网今年2月至5月，“载瞻载止——新疆考古百年”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以新疆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为纵轴，以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横轴，展现了百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工作的艰辛探索与辉煌成就。

2019年，考古工作者又在这里发掘出一处大型墓葬，是目前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再度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

如何让文物“说话”，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新疆的考古成就向世界打开了一幅书写中华文明璀璨历史的卷轴，实证着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记载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见证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族人民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汉唐时期考古成为新疆考古重点，以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项目为依托开展的汉唐军政设置体系考古，取得了重要突破。

2017年，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项目负责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于建军说：“这个史前洞穴的发掘，将新疆的历史轴线延伸到了四五万年前。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小麦和黍(黄米)，前者来自西亚，后者来自中国华北。我们推测，5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草原通道’。”

2019年，奇台石城子遗址登上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单。“石城子遗址出土的大量汉代典型器物，在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断代上具有标尺意义。”项目负责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田小红说。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让奇台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了“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奖”二等奖。这是中国考古界对田野考古的最高荣誉。

其中，位于北疆的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就是旧石器考古的代表作。这项考古改变了新疆旧石器考古滞后的局面，入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与此同时，围绕区域文化与早期社会发展，新疆考古工作者还开展了西天山博尔塔拉河流域呼斯塔遗址和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东天山地区海子沿遗址和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发掘，对东、西天山区域史前考古文化谱系构建有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对古代新疆环境、人群、生业、技术等史前社会状况，有了进一步认识。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西旁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刘文锁说：“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基督教历史发展、景教的考古、古代西域语言文字、基督教文献，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等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