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闲游戏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了城镇化顺稳推进。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稳步推进城镇化进而驱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路径。从世界经验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城镇化顺利启动的动因、迅速推进的结果，但进入中后期阶段，推进城镇化需要通过农民持续增收的“缩差”重塑经济增长动力，突破利益格局固化对经济发展阶段跃升的阻碍。进入21世纪，我国城镇化实现了中期迅速推进及向中后期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关键就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积蓄推进经济增长阶段跃升的磅礴动力。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45.7%时，城乡收入差距由拉大转入缩小轨道，随后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三农”工作中心任务，继续加大农民增收支持力度，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与城镇化协同稳步推进。2012—2023年，城镇化率由53.1%增至6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389元增至2169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88降至2.39。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有效化解了城镇化迅速推进阶段积累的城乡发展矛盾，为城镇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亦城亦乡“自由切换”，发挥城乡两栖“驱动器”作用，是中国逆势开拓发展新局面的优势。以足够的历史耐心，坚守农村改革底线，留足农民在城乡进退有据的制度通道，就能长期发挥农村“蓄水池”作用，实现农民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这是“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所彰显的发展优势。

城乡融合发展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效应，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稳步推进，有助于增强国内经济大循环内生动力，支撑我国顺利迈入更高收入阶段的高质量发展轨道。当前，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已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重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以破除县域内城乡二元结构为抓手，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发展要素和服务下沉乡村、联通城乡、带动共富。上述战略谋划和重大举措，不仅顺应了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还切中了不利于城乡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在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中，必将持续释放城乡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巨大潜力，为巩固中长期经济稳中向好基础注入强劲动力。

庄闲游戏“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和改革发展的底线红线，坚定践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健全产能提升和安全供给政策机制，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2009年，中国实施第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出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1万亿斤以上。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达1.34万亿斤，相比2008年增长2700多亿斤。2023年，中国粮食产量达1.39万亿斤，相比2020年增长518亿斤。中国口粮自给率超过100%，粮食库存充足，稻谷和小麦库存均能满足1年以上的市场消费需求。有了粮食安全保障，中国抵住了国际形势突变造成的粮食贸易冲击，确保了米面油、肉蛋奶等食品价格的总体稳定，与部分国家不得不面临食品价格飞涨、世界受饥饿影响人口数量增加形成鲜明对比。

一方面，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把农村的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机遇，让农民返乡由寻求生计保障转向创业就业致富，从而蓄积经济增长新动能。2012—2022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1220万人。未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就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只要守住“三农”基本盘，用好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器”，就拥有了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定海神针”，具备了保持经济稳健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前景不仅是光明的，还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贡献更多中国力量，为全球经济治理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正处于临近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发展的不充分。这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精准扶贫和重点帮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了向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迈进的良好局面，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差距来看，2017—2022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比值保持在1.31左右，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值从1.55缩小至1.51，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比值从1.28徘徊到1.32，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值从1.18降至1.15，除港澳台以外的省际差异最大比值从3.45降至3.27。城乡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态势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粮丰食足，底气更足。”中国仍有粮食增产和食物结构改善的空间，完全有能力靠自己力量吃饱吃好。这是中国应对前所未有风险挑战的战略底气。2023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主攻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健全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机制，培育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队伍，促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长效机制。同时，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发展设施农业、海洋牧场、植物工厂、智能养殖，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可以在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基础上，建立起动态匹配需求的食物供给体系，确保持续提高食物安全稳定供给能力，成为经济稳健增长的“压舱石”。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激发了内循环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大以来，围绕构建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我国谋划出台了体现增收导向、拓展增收渠道、提升增收动力的改革举措，以确保农民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增收，为释放消费驱动的经济内循环潜力、平稳实现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提供关键支撑。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城镇居民的41.9%，相当于城镇居民2011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175元，为城镇居民的55.1%，相当于城镇居民2013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缩差”使消费结构呈阶梯性、弥合型的动态特征，有助于降低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实现产业结构的平稳升级。同时，农村消费市场为新产业对旧产业的平稳替代提供了有效支撑，减缓了旧产业淘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阵痛。上一轮“家电下乡”、新一轮光伏产品和新能源交通工具下乡，均是为了挖掘和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显著高于城镇居民，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3.8%，城镇居民为63.7%。我国在激发更多农村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快了整体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智能产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农村消费市场的有力驱动，使国内经济大循环建立在更可靠的内需主动力基础上。

另一方面，城乡劳动力流动新格局将持续激发新的“人口红利”，加快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较2010年减少4000多万人。不少国内外学者由此认为中国不再具备“人口红利”基础。实际上，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形成。目前，中国城镇化尚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农村仍有大量劳动力尚待向城镇转移。此外，随着农村教育质量不断改善和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迅速提升，2012—2022年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由23.7%提高至30.7%。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由青壮年劳动力单向流动为主，转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老弱劳动力返乡的代际流动新格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创业范围正在向中高端产业领域拓展。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进而发挥劳动力量质齐升驱动增长的乘数效应。

亦工亦农“进退有据”，发挥农村稳定的“蓄水池”作用，是中国历经考验持续稳健发展的“密码”。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世界现代化历程表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其城镇化、工业化迅速推进阶段，都出现了失地农民、无业游民集聚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不少国家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动荡的泥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不仅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而且面对历次风险挑战都化危为机并实现了经济转型升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坚守改革发展底线，保留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的制度通道。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形成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2023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从2.25亿人增至近2.98亿人。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反而成为“人口红利”，其主要原因是守住了“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不”底线，为进城务工农民保留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发展权益。这相当于在制度上发挥了农村“兜底”保障功能，使农村成为中国发展的“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