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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著作。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矛盾，即人的欲望的无限可能性同满足欲望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紧张，也就是同“稀缺”作斗争。不同的文明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某种有借鉴意义的资源。罗素曾指出，如果说西方文化的优点和长处是它的科学，那么中国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则是它的健全的人生观。

当代社会存在的一个困境，就是社会信任危机。信任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就类似于空气对于人的重要性。离开了信任，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交往都无法进行。人的交往说到底是基于信任而不是法律建立起来的。所谓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过是以国家意志表达的社会契约，它在本质上有赖于缔约双方的彼此信任。就此而言，信任是优先于契约的。社会信任大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道德建立起来的，信任危机其实就折射着道德的衰弱，而道德的基础是信仰。因此，重建社会信任归根到底取决于重建信仰。问题在于，信仰是“养成”的，而不是“学成”的，它离不开生活实践。这就不能不需要营造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论的人性论假设，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德性优先于知识”的取向，还有“以义制利”的选择原则，再如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和希贤希圣的价值诉求等，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化作实际生活的样态，对人产生全方位的熏染、陶冶，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决定着人的道德人格的生成。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在重建公序良俗、优化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完)

中国文化秉持中庸之道，采取限欲主义方法，既反对人为地诱发和放大人的欲望的纵欲主义，也拒绝人为地剥夺和压抑人的欲望的禁欲主义，所谓“无过无不及”。这种对待人的欲望的中庸态度，有助于约束欲望的人为制造，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虚假需要”对自然界的过度占有。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淡水资源匮乏等“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遇到了深刻危机。从文化理念层面说，正是戡天役物的取向和人的欲望无度扩张，才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性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21世纪的人类文明就难以看到希望和出路。

恰当地看待传统文化，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参照系的历史性转换。从历史语境的变迁和参照系的转换看，我们经历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演进。这注定了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维度上“重估传统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现代化也就是告别传统，它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不信任。当现代性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危机日益暴露，而且这种矛盾和危机在现代性内部难以找到出路时，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的潜在价值便日益凸显出来。

开云app官网登录入口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现代人，我们必须对古老的智慧保持足够的敬畏。因为古老的智慧有其恒久的历史穿透力，不存在过时与否的问题。

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以人克天”的，古典技术则是“天人合一”的，即庄子所谓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倘能借鉴古典技术的文化品格来重建现代技术，也就是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重新达成“技术”与“艺术”的统一，才有可能避免人对自然的“僭越”，为摆脱人类生存困境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

宋儒程伊川曰：“天下之理一也……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理一分殊”不仅指空间意义上的，而且具有时间含义，内在地蕴含着历时性的意义。在宋儒看来，这个“理”不仅涵摄万物，而且贯通古今。

对于中国人来说，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超出它的一般意义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文化构成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内在依据和理由。这层含义甚至完全超越了对于一种文化所作的优劣好坏的价值考量。这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当年何以提出对本土文化须持“同情与敬意的理解”之态度的一个重要缘由。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不是泥于迹，而是守其意；是“神似”而非“形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味着君臣父子都要各尽自己的职分，做自己职分内应当做的事。一个人做他应当做的事，也就是遵循固然之理、本然之性、当然之则去行事，才是道德的选择。今天固无君臣关系，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所该做的事这个道理本身，却是不会过时的，也不会改变的。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分明说的是“忠恕之道”，但亦可由此而泛指广义之“道”。汉儒董仲舒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何尝能变，“道”何尝能变？老子所谓的“恒道”或“常道”，固然可以为人所体认和把握，但“道”本身的这种恒常性，却只有在文化不断地历史展现中才能被表达，才能被“开显”。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既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因为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这般便捷地、随心所欲地生活；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因为在文明最为开化的鼎盛期，却充满种种不确定性，对未来的预期变成一种冒险。这既富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巨大的吊诡。在这一挑战面前，我们除了回首古典智慧，以便从中获得启迪和昭示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