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智慧的古人利用佛髻、衣褶等，巧妙设置了一些小型排水沟槽归流排水外，还在佛身背后的头、肩、胸部位，设置了三层拦截渗水的排水廊道，以拦截、排泄上层滞水的渗流——它们沟通起雨水和泉水的流动通道，同时保持了大佛线条和造型的完整性，不细察觉几乎注意不到。

大佛最怕水害，因为水害会带来一系列病害，比如风化、空鼓、微生物滋生等等。但现在，王成和同事们可以在大屏上实时观察大佛身上的各个点位，与该点位某一时刻比照，以及一天里不同时段产生的变化。“一旦数据触及临界设定，就会发现预警，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这就会影响大佛的结构安全。”王成说，所以就国内不可移动文物来讲，大佛的保护难度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专家都在研究对策。

依托这套技术，研究院还对大佛旁一方石龛进行了3D打印，这一米见方的复制作就放在大厅一角，三佛诸天满满当当。“以前哪怕走在九曲栈道上，这个石龛里的造像也是看不分明的。”

“科技不是万能的。在没有强大科技为后盾的年代，文物保护靠的是责任心，遵循的是原则性。”王成说。他的理解是，大佛的保护，不是非要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是找到最对最适合的方法。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元年(713年)。自矗立江畔千余年来，大佛就一直面临着一道巨大难题——如何抵御日晒雨淋风化剥蚀。

千年前，能工巧匠们以汗水与智慧凿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千年来，大佛屹立三江，镇水安澜；千年后，为守护这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依然有一群人，一代代传承着，恪守着——千年又千年，是诚心，也是毅力。

阁楼历代屡修屡建，层数不一，但及至明末乒乱后，乐山大佛已“巍巍独露身”，大佛一直露天而坐，“销却金衣变草衣”，唯靠古人设置的科学排水系统撑过数百年风霜。

研究院里，有一整面墙的电子大屏，当时切的画面是大佛的上半身。“大佛是露天的，上面雨水淋下来，背后山体会渗水，脚底临江，地下水会像毛细血管一样向上涌，面临的水害情况非常复杂多样。”

比利阀凌云山顶的我们，与乐山大佛的螺髻齐平。俯视，大佛脚下人如蚁；远眺，三江澄澈相交汇。在这里，青衣江入大渡河，大渡河入岷江，这两条长江支流都藏在乐山人郭沫若的名字中，“沫”指大渡河，“若”指青衣江。

乐山大佛有三种游法，一是从北门沿着游山步道到凌云山，可在山顶近距离一览佛容；二是沿游览步道步行下山，可抵大佛脚下；三是坐游轮，从岷江上瞻仰大佛。

而1200年来，更有无数人为大佛耗费心血，只为把不畏艰险、庇护一方的精神传承下去。郭沫若的侄子郭培谦，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乐山大佛开展本体修缮的负责人；马家郁、黄克忠，两位对大佛病害进行系统研究治理的第一代国内专家代表人物；黄学谦，重在大佛科学保护及文化挖掘传承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研究院里的电子大屏一闪，切到大佛的局部放大图。“今年5月，我们在封闭的九曲栈道上架设了一套平台，进行非接触、可视化、高精度的连续监测，并可预警乐山大佛脸部病害。”王成说。

听来有趣，当时却凶险万分——那年8月17至18日，因上游持续强降雨导致青衣江、岷江水位持续上涨。“18日下午，老院长彭学艺就坐立难安了。近半夜时，看雨越下越大，他就冲了出去。”凌晨时分，一个个沙袋，沿着又湿又滑又陡的九曲栈道，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经每个人的手，叠堆到大佛的脚下，围起一道坝。沙袋的作用不是挡水，是防止顺汹汹江水而下的坚硬物撞到佛脚。后来，每年雨季到来前，沙袋常备。

在大佛的右手侧，有一处高高的绝壁。“多年前，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块碑，是第三任大佛建造者韦皋立的。可是风化严重，认不全字。现在，原碑上的字都提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