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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春生，民族古籍收藏家，民族文化学者。现任辽宁省政协委员、阜新市人大代表、阜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阜新市政协文史馆馆长、蒙古贞文化博物馆馆长等。学术兼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十余所科研单位和高校的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学术顾问及硕士研究生导师。

哪个平台可以买足彩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各民族在交融发展中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化资源。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悠久历史的见证和记录，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养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瑰宝。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民族古籍文献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所记载的先贤哲人的思想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我们有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并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工作，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努力做好“第二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新社记者：当下，民族古籍文献在保护和传承中面临哪些问题或困难？作为民族古籍文献的守护和传承者，如何看待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要意义？

在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背景下，民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纸质版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将海量文献通过数字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通过网络及电脑、移动端等各类电子产品使束之高阁的典籍文献触手可及，推动了古籍阅读和使用的大众化，是民族古籍文献“活起来”的重要手段。另外，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延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完)

海春生：古籍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它关系着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华各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而言，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古籍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与汉文古籍文献交相辉映、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文化自信的根基。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古籍文献承载了哪些价值？其蕴含了怎样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如何从民族古籍文献中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何关联？对此，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专家库专家、阜新市政协文史馆馆长海春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民族古籍里有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也有积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民族古籍文献记录了各民族巩固边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载了各民族拥护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与互动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古籍也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精粹，其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是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传承文明，以及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挖掘好、使用好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有助于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广泛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共识。

海春生：民族古籍文献种类繁多、卷帙浩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从文种上来讲，有藏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西夏文、满文、纳西东巴文、彝文、古壮文、傣文、水文等民族古文字书写的古籍。从内容上来说，涉及政治经济、人文历史、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从古籍装帧形式上而言，有梵夹装、线装书、经折装等。版本上有手抄本、木刻版、铜版书等。就载体而言，有金石碑刻、纸质文献、简牍文献、壁画题记等众多类型。特别是《五体清文鉴》(满、蒙古、汉、藏、察合台文)、《西域同文志》(满、蒙古、汉、藏、察合台、托忒蒙古文)等多文种合璧的古籍文献，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典籍文献之美，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在民族古籍文献中得以全面展现。从纵向角度看，中华民族历代更迭的基因中体现着对中华文化内核的认同和统一精神信仰的追求，为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奠定了根基。而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和继承中不断吸收和转化、创新，又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丰富。

海春生：从民族古籍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精神相通的共同体。民族古籍文献能够启迪未来，解释当下，它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浸润着各族民众心田，有利于各民族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文化根基。

海春生：民族古籍文献在保护和传承中的确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相对于绵延2000余年的汉文古籍整理而言，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起步较晚，由国家主导全面系统开展的工作不过40余年；民族古籍研究利用涉及文种较多，特别是一些“死文字”，识读难度极大，这对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很高，而这方面的人才也相对短缺。国家对这些现实问题十分关注，这些年投入很大，也制定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使得这项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