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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飘摇，民生哀叹。1947年的寒冬，眼见上海街头总有冻死的难民，有学生率先组织募衣活动。随后，1947年的严冬，上海街头每天都有冻死的难民，同济大学学生首先发起劝募寒衣的活动，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抓住劝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议九龙城事件等契机，发动一大批学生。

“金先生记忆力好，侃侃而谈，让我深受启发。”张国伟感叹，金冲及已过90岁高龄，记忆力惊人，思路清爽，几十年前的事情在他口中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把他讲的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金先生是最早一批复旦学生地下党的成员之一，他对复旦的感情尤为深厚。”复旦大学档案馆特聘研究员、78级本科生张国伟认为。

他说：“当代人写好当代史，是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是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当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地位，相互不能替代。”

从1947年到1965年，金冲及在复旦大学待了足足18载。时间再向前推，他从10岁就进入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年级读书，完成了初高中阶段的学习。

但换个角度看，这也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大量党史资料，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原始资料。徜徉于历史文献之中，大大开拓了金冲及的治史空间，加之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老一辈党史理论家的耳提面命，更使他受益匪浅。

这是他第一篇重要史学研究成果，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富有年少气的年轻人，敢对前辈的观点提出新颖见解，也保持着谦虚：“我的很多看法都是以胡绳同志的意见为根据的，孙守任同志的文章也给我不少启发。”

对金冲及而言，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任务，虽然说乐在其中，同时也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在给谭其骧先生八十岁寿辰的贺信中，他曾写道：“自己在治学时即便是小处也不敢掉以轻心，宁可把自己当笨人对待，多下点笨功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当然’就信口胡说。”

人至耄耋，金冲及仍未搁笔。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时，75岁的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却仍坚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为此，他花费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撰写完这部120万字的著作。2009年9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金冲及先生因其能言善写，在复旦期间曾为校长以及党委书记杨西光等领导起草过多份总结、报告以及内参，是了解复旦内情的重要人物。这几年，张国伟常跟金先生通电话，就复旦校史问题向他请益，常常一打就是一小时，“你不喊停，金先生会一直讲下去。”

1955年春节，金冲及用一整天的时间写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他寄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本想和胡绳商榷，不料很快就发表了，并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见证了乱世与不公之，不甘心只埋头苦读，而是横下心、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当时，有一本封面印着“文章讲话，叶圣陶著”的书吸引了他的注意，阅读后，才知晓里头其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此编印是为了逃开国民党的搜查。

“所以办法只有：不气馁，不取巧，首先从系统地脚踏实地地钻研原始档案着手，多向其他同志请教。”为此，他下细功夫、大功夫、苦功夫，全身心浸泡在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中。无数个日夜，为弄清不少史实的细枝末节而耗尽心力。

“与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很热情地说，他知道我，这让我很惊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回忆，“我的研究领域是世界古代史，之前并没有机会和金先生打交道，聆听他教诲，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小青年呢。看我一脸疑惑，他解释说之前听朱维铮先生跟他介绍过我，他就记住了。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动，离开复旦这么多年了，他仍然如此关心母系的情况。”

1981年夏天，金冲及由文化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周恩来传》的编写工作。1983年，金冲及完成正式调入；隔年，他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镌刻历史，亦融入时代。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大学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一生笔耕不辍，成果斐然，既为世人留下中国近代史领域具有开辟意义的史学力作，更有一部部伟人传记和党史研究著作，展现了不凡的史学眼界、治学能力和人生智慧。

秉持着这种精神，在研究室三十几年的时光中，金冲及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虽说工作量增大，但对喜欢历史的金冲及来说，他自然十分愿意投身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1952年，恰逢全国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要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来设置课程。

东赢横康集团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起，金冲及与胡绳武开始在复旦大学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1960年起，他又陆续带过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

同年，金冲及撰写《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上。这是他第一篇利用原始资料写成的长篇史学论文。1956年，他又在《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并由《人民日报》学术版专门介绍。

2023年8月因病住院前，金冲及仍完成了《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一书的编辑整理工作。“这本书由其公子也是历史系系友的金以林赠送给我，我第一时间阅读完毕，深受感动。”金光耀补充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金先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

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但金冲及并未张扬，包括对自己经常联系、在《文汇报》工作的学生也没有透露。

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调动军警对上海的学生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那一天，金冲及在现场亲眼目睹了军警持马刀乱砍，不少学生因此受伤。“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当学生们被武装押送回校时，依旧不屈地唱着这首《跌倒算什么》。这般血淋淋的现实，金冲及始终记得。

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金冲及老师是追求真理、原则性极强的求真务实者，但他又是团结同志、热情谦虚、低调做人的楷模。”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金冲及学生刘其奎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高中毕业时，17岁的少年金冲及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是选择就业机会多的化工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工作的历史系？当时，因高校招生是各自分开进行的，他已被一所大学的化工系录取。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后，他依旧坚定地选择复旦大学史地系，自此开启了与复旦、与历史学的缘分。

1951年，金冲及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隔年，复旦大学党委鼓励有条件的行政人员在系里兼课，当时叫“双肩挑”。

也是在这一时期，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并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

1930年12月，金冲及生于上海。中学时期，他在历史课上取得高分，并着手阅读《史记》《纲鉴易知录》《白话本国史》等史学书籍。

除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冲及还参加了一些领袖人物年谱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传记着重于去剖析传主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行文时不必过分拘泥于时间顺序，可年谱必须严格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记录。两种工作的进行，让金冲及能不断把两种体裁互相补充。

受教于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一批复旦名师，金冲及逐渐形成“怎样才算是做学问”的标尺，在历史学领域继续深入探索。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章提出了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划分。当时，金冲及大胆提出不同看法：中国近代历史划分的标准，应把“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同时，他也对孙守任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入学后，他用功学习，但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愈发恶化、国民党开展各种倒行逆施，让金冲及实在无法只埋头书桌“不关窗外事”。

张国伟本科上过金先生的《辛亥革命史》，毕业后无更多交集。直到2020年，张国伟关于校史的著作《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出版，在同学建议下也寄了一本给金冲及，并未抱希望有回音。

进入复旦的那一刻，金冲及或许并未想到今后的人生走向，但他始终记得身为一个复旦人、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为民族立志、为史学立心，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终生。“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未料，金先生给张国伟回了一封长达六页的长信，一手蝇头小楷，清秀齐整，饱含对这个陌生晚辈的鼓励，也指出了书中一些可改进之处。从那以后，两位年龄相差30岁的复旦历史人，因对复旦的热爱再次建立联系。

谈及做学问的诀窍，金冲及有独到见解：“从史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意识、广阔视野、严谨学风和文字表达等都很重要，但重点是问题意识。可以说，有了问题才会去寻求解决。问题意识，不仅是研究的方法，应该说也是研究的动力。”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全身心投入到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中。作为学生代表，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生会主席等，同时仍然坚持上课。

知天命之年，金冲及不仅要参加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还要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编写他们的传记，可谓是新的压力：“以往对中共党史只有一些常识，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到了50岁才大改行，步入这个新的领域，这是我的弱点。”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认为，这门课奠定了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基础，也让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科的一个强项。“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

与张国伟一样，金光耀对金冲及先生的课堂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金老对史事和史实娴熟于胸、信手拈来，上课几乎不看讲稿；讲课中气十足，激情澎湃，极富感染力。“他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对问题的独到见解以及卓越的表达能力，给我们这届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去的史学研究，并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专门当成学问，对金冲及来说，这既是挑战，亦是难得的机遇。在备课、授课过程中，金冲及反复对中国近代史加以研究，如同慢慢挖掘一座学术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