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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国政府不会支持产能过剩。中国政府的确在支持、鼓励创新与绿色转型等事项上花费巨大，但从来没有鼓励过任何形式的产能过剩。相反，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产能过剩，因为这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2015年11月，中国提出进行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要求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强调要减少与降低过剩产能。尽管如此，也应当承认，在支持创新与绿色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利用了政策之名，却没有行转型之实。中国政府无法完全预测到市场主体的商业行为与结果，这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少数行业产能过剩。对此，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与讨论，可参阅相关文献与报道进行查看分析。

耶伦一定知道，新兴行业技术迭代快，后来居上非常常见，就比如在汽车电池上，固态电池正成为新宠。中国希望世界同行在前沿领域加紧投入，共同提高技术进步的水平与速度。

中国企业在遵守中国法律、所在国法律、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前提下进行商业运营并扩大自身经济利益，这一点无可厚非。这正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耶伦一定明白，如果连市场经济都要遭受批评，那是无法说服各国听众的。

金博app过去几年，中国企业的确在绿色产业取得了竞争优势，这完全是靠着中国企业勇敢地尝试，以及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大力支持实现的。在中国企业之前，除了特斯拉等少数企业，包括世界上的龙头汽车大厂如丰田、奔驰等，很少有人大规模投入电动车研发，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汽车动力电池的大规模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企业大胆地先迈出了这一步，承担了商业风险，这才有了电动汽车今天的市场规模与商业前景，才有了各国企业在电动汽车上的大规模跟进，正如大家在2024年北京车展上大家所见到的那样，在全球首发的117款新车中，新能源车型占比超过80%，双双创下历史之最。在这件事上，我想引用近期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话时的一句经典评论：“你应该佩服我，而非批评我”。

二是，相关国家与中国企业都会评估并调整政策与生产。各国能够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关税贸易政策、吸引中国产能进行投资等。实际上，中国企业现在非常重视在海外的投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经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入了上万亿美元，中国特别希望通过贸易与投资等互动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当地的政府、企业、居民实现共赢。

一是，耶伦可以思考如何利用中国制造以及阶段性的低价契机加快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大局，而非着眼于短期的新能源产品供给富裕。

当我们讨论任何行业的供给和需求时，都需要加上一个时间期限。以耶伦重点关注的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为例，这些同属于新兴绿色行业，但绿色行业在中长期并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无论是世界能源署去年发布的《2023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还是彭博今年发布的《2024年能源转型投资趋势》报告，其中都认为，当前世界对清洁能源投资水平远不足以让全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相关投资缺口高达60%—70%。而从中短期看，在市场供需调节机制下，一旦价格出现下跌，各国制造商也将重新调整生产计划，也就解决了目前的短期供给富裕。耶伦在发言中未能明确时间因素，这会让人觉得不够专业。

三是，中国真诚欢迎更多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投放中国。耶伦与美国企业家一定都知道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中国人民希望出现更多像苹果、特斯拉这样的优秀企业与产品，更希望中美双方能够联手攻克更多科学技术难题，共同为人类社会寻求更美好的前景。

四是，尽管我不赞同耶伦财长的观点，但非常欢迎美国财长对各类经济现象继续发表其成熟的看法。就像中国各界经常对美国的货币霸权以及其带来的国际金融失衡等现象表达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一样。这不仅是为了中美双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关切，也能让双方更好地看待自身经济现状。正如中国的古话所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我们反对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中国进行的一切行动，那是一种最终将令所有人厌恶的“双重标准”。

一是，中国正全力扩大居民收入并支持大家进行消费。借用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正在其所述的“经济成熟期”向“高额群众消费期”进行演化。中国已经在2020年消灭了绝对贫困，正在致力于提升更多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但要知道，对于一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居民消费的提升速度远不如工业产能增长来得快，这需要一定时间完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