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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新中国坚决反分裂，坚决打击分裂势力，保障我国国土完整。一方面我们实事求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认历史形成的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无论国际气候如何变幻，坚决打击分裂势力，毫不含糊地维护领土主权。

二是新中国以饱满的热情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带领全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75年来，新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有目共睹，是我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强大底气。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由于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建立市场机制为导向，一段时期里新疆南北的发展差距急剧拉大。正是我国坚持全国一体，八方来援，新疆才有了而今与内地继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好局面。比较全世界的情况，虽然历经波折，我国新疆各族人民相处得比较融洽，因为各族互相尊重，携手进步。

大国强国都有民族问题，都是“多民族”国家，都需“铸牢”本国民众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适意义。政治共同体与铸牢政治共同体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偏向经济发展，语言文化意识跟不上，经济成果反而可能为政治共同体的分裂意识提供资金。而经济基础不牢靠，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也难持续。所以，强调“政治共同体意识”，而非其他意识，是处理少数族裔问题的普适规律。以一个目标贯穿所有工作，用一个标准考量脑子和肚子问题，就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中国方案。

“三山夹两盆”的新疆，盆地人口较少，但盆地文化的弱势也是优势，汲取外来文化和本土化相对容易。多元文化是文化进步的动力。所以，在尊重所有以往外来文化的前提下，我们应强化通用语言教育，强化现代科学文化教育。

而今几乎所有的“国”都是融合而来，国内都包含特殊语言文化群体，即 “少数族裔”或“少数民族”。毋庸讳言，曾经，特殊的语言文化群体曾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扩展的过程也是不同语言文化群体交流融入的过程。维护政治共同体需要语言文化相通。

九游网站入口官网“在我个人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新疆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更包含全世界所有‘政治共同体’(暨国家)维护和增强内聚力的普适道理。所有大国都有民族(ethnic)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也为世界指明了增强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道路，是普适的。”

潘维：“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y)指的是国土、国民和政权的三合一，即在一块有边界的土地上生活着有统一政权领导的民众，也就是“国”。

三是新中国在不断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了成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方向，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交往、交流最终交融为一体，在全体国民中铸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明确了理论，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新疆近十年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繁荣局面。从此，无论哪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方略，有助于增强而不是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形成新的理论、指明道路和方向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有时甚至是血的教训，才达成了这个共识。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绝不是语言歧视，正如全国各地普及普通话并非歧视方言。相反，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是促进族裔平等的最有效手段。不能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在全国上学和找工作就会异常困难。不能理解全国通行的法律法规，无法认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难以获得在全国范围参政议政的平等。所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能有效消弭政治共同体内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特别是教育和工作机会不平等。不平等无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族裔平等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月12日，“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举办。“道中华”对话了论坛主旨发言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潘维，探讨了从新中国治疆方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适意义。

我们应集中使用全国的援疆资源，以兵团为依托，有计划地在南疆区域内新建规模较大的城市，形成带动南疆全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以城聚人、聚人兴业、兴业促融，加快南疆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城市里会形成较大规模的维吾尔族工人、技术人员，涌现出色的维吾尔族医生、教师、工程师、艺术家、运动员。若能让内地学校吸收更多的南疆农民子弟，就是两条腿走路，更为理想。经济繁荣昌盛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道中华：此次国际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在您看来，应如何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未来？

道中华：您提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也给世界指明了一条道路，因而具有普适意义，您可以谈谈这个观点吗？

潘维：政治共同体与铸牢政治共同体意识，如同肚子和脑子，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和有机的。缺少内聚力，在激烈生存竞争中的政治共同体是脆弱的，会被“开除球籍”。所以，强调“政治共同体”意识，而非其他意识，是处理少数族裔问题的普适规律。

政治上的“国”(nation)，不等于文化意义上的“族”。不同的语言文化可能同属一个政治共同体。德国内部有讲土耳其语的族群，但都是德国人。法国内部有源于非洲的族群，但都是法国人。以英语和新教为主流的美国，内部有大量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徒，但同属美国人，是“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而同样的语言文化可能分属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在非洲，讲英语的基督徒并非英国人或美国人。在亚洲，讲英语和奉行英国制度的印度人也不是英国人。英国与美国语言文化相同，但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不属同一个政治共同体。

受到以“民族解放运动”为基础的苏联“民族理论”影响，我国称“少数族裔”为“少数民族”。习惯成自然，改也难，就无需改。但需要明确：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与“中华民族”中的民族不是并列的，不属同一层次，也不属同一内容。中华民族中的“民族”nation是政治概念，“少数民族”或“少数族裔”中的“民族”ethnicity是语言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