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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思维、历史思维、文化思维存在着内在联系。诸如，五行说、阴阳说证明中国哲学中很早就有朴素的唯物观和辩证法的思维因素。中国人注重“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证明中国哲学中包含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悠久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等等。因此，中国人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及文明转型路径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对建党先驱们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尤深。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多次表达对“大同”前景的向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把“大同”作为远大抱负，他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后来他又把共产党人的远大追求称之为“大同境域”“世界的大同”；吴玉章在谈到他为何接受社会主义时这样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

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涉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重大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以来，始终面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党特别强调对“优秀传统”的继承，1943年5月，我们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秉持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及批判改造、推陈出新的立场态度。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始终流淌在中国共产党人体内，这构成了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进一步升华的坚实基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自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义和内涵。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正确理解“第二个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鲜明特点等多次作出深刻阐释，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全面深刻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梅高美娱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文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必须将其放到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中考察，弄清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彼此契合”向“有机结合”升华的必然逻辑。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正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备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文风极为反感，称之为“洋八股”“党八股”，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强调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本人就是这种新文风的积极提倡者，也是率先践行者，善于把晦涩深奥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个结合”鲜明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也不仅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是内部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为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赋予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在关键时刻的这一全新选择，是在世界文明交流碰撞中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变。“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文化的血脉得以延续，中华民族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历史在传承中发展。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党把“两个结合”统一起来、同向发力，既要解决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重要问题，又要夯实理论创新的历史和群众基础，开创了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新格局。

由“契合”到“结合”，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产生。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强调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还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毫无疑问，在当时主要是指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现状、中华文明及历史作出全面分析，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942年2月，他要求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943年5月，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论述明确把“中国具体实际”表述为“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三个方面，标示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