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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的印刷除使用黑墨，还兼用朱砂和藏蓝墨，其中贵重的多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进行印刷。印制好的经书上下夹以护经板，夹板大多使用檀香木等上等木材，皆为红漆描金，绘有图案，制作精细。经袱用深黄色的锦缎丝绸包裹，华贵大方。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绦捆扎，作为珍品供奉。

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亦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组成，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把手抄蒙古文《甘珠尔》与北京版藏文《甘珠尔》校勘整理后在京城木刻刊行。乾隆皇帝时期，组织蒙藏地区高僧，把雍正二年(1724年)北京木刻版藏文《丹珠尔》全部翻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刊行。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佛教典籍也随之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翻译、缮写、刊刻的佛经大量出现。除单经外，还整理编辑了《大藏经》。《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以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为核心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总集。

汉文《大藏经》，又称“乾隆大藏经”“龙藏经”“清藏”，是清代惟一官刻汉文《大藏经》。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名《龙藏》(一说是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故名《龙藏》)。汉文《大藏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因其雕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首印亦在嵩祝寺，故又被称为“嵩祝寺版”。《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期间将近200年的时间一共刷印了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其雕版现存7万余块。

元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较为重视佛教，在政治上大力扶持，经济上给予优厚政策，使译经成了政府行为。这些优待确保了《大藏经》的翻译与传播。明清时期，《大藏经》多种版本的刻印和编目同样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关注，使得《大藏经》的翻译与传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明代永乐、万历和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分别在南京和北京刊刻了永乐版、万历版、康熙版、乾隆版《大藏经》。

《大藏经》的版本是单页叠放在一起未经装订的长条书，经页为长方形，按其内容及页码放在一起，这种装帧形式称为“梵夹装”。梵夹装源于古印度，是用来装订梵文书写的贝叶经。元代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云：“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清内府使用的梵夹装，也多用于装潢民族文字的佛教经典。

不朽的情缘网站“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雕版印刷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典籍，但因木质书版的特性，随着历史变迁，无数雕版湮灭在书厄浩劫之中，留存至今者凤毛麟角，可谓“吉光片羽”。

乾隆皇帝因《大藏经》有汉、藏、蒙古文本，独缺满文本，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令设内府“清字经馆”，以汉文、藏文、蒙古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在清时是与《四库全书》并行的巨大文化工程。其特殊意义在于它是用满文与其他民族文字对译而成，对于满文的成熟作用巨大。这部满文《大藏经》，也是部头最大的满文书籍，全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翻译完成。同年12月，清字经馆失火，损失惨重，部分经版被烧毁。烧毁部分又经重新补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刷印装潢完成。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大藏经》76函，605种(33750页)，雕版4万余块。它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产物。

2010年，故宫博物院准备整理重印满文《大藏经》，在将经版拉往工厂刷印过程中，发现满文经版中混杂着近2万块蒙古文《秘密经》《诸品经》雕版，均属于《甘珠尔》的一部分。之后故宫博物院对这两部分蒙古文经版进行了详细整理、分类。在故宫现存的19076块雕版中，绝大部分为纯经文刻版，佛像插画刻版仅存4块，尤其珍贵。

藏文《大藏经》在体系上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包括经、律、论三藏和四续部，《丹珠尔》主要包括古印度和我国西藏佛学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集成。藏文《大藏经》不仅包括佛教显密经典，还包含各个学科的重要典籍，对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甘珠尔》和《丹珠尔》官版均由康熙皇帝命令刊刻，它们合称为北京版《大藏经》。故宫博物院现存藏文《大藏经》雕版40余块。

故宫博物院雕版馆于2023年10月首次举办了清代宫廷雕版专题文物展，重点展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其中最具亮点的便是位于展厅中央的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大藏经》雕版。

由于雕版印刷技术在清代的繁荣，使《大藏经》这一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数百年间得以大规模复制和保存，直至今日，人们仍能感受到它所蕴含的知识及智慧。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雕造《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其文种之多、刻印之精美，世所罕见，更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代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大藏经》雕版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记忆与智慧的珍贵文物，不仅是中华文明在促进民族融合、展示工艺美术、传播文化知识等方面成就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清代中央政府对各民族推行“同文之治”的文化政策，直接促进了《大藏经》等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也推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

满文《大藏经》雕版的存世与传播为满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满文翻译多以白话体对译，文义清晰，浅显易解，有助于了解汉文佛经的文义。

四体《大藏经》雕版通过对汉、满、蒙古、藏文四种文字的刊刻，展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日渐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体现。

康熙皇帝特别注重刊行蒙古文《甘珠尔》以“利于祭诵”，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刊刻蒙古文《甘珠尔》。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傅恒上书提出，要让僧人念经念得准，需要标明原音、辅音的韵脚和切音，最好能看着汉字就能念出梵音(“礼今教习僧人持念咒语止，须明晓阿礼嘎礼音韵反切，自能对汉字而得梵音”)。于是，为方便蒙古地区僧人念诵咒语，《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添译了蒙古文。蒙古文《大藏经》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族已知最大部头的古籍。在译经过程中，蒙古文字也得到了充分锤炼与发展，提高了交流与表现能力。

明朝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落崛起，部落首领俺答汗南征北战，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基本统一了右翼蒙古(鞑靼)，还将势力伸入青藏地区。俺答汗势力之大、兵锋之盛，就连蒙古宗主大汗达赉逊也被迫东迁辽东，以避其锋芒。然而，俺答汗出身黄金家族旁支，在法理上无法直接取代事实上的大汗，这成为彼时锐不可当的俺答汗的一件心头大事。

明隆庆五年(1571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阿兴喇嘛来到蒙古地区传教，他努力劝说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并让他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晤。明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会晤。会谈中，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并赐其法号“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俺答汗则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次会晤具有深远意义，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译经工作亦连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