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群体的失范行为冲击地区和社会正常秩序。大龄未婚男性的区域集中与严重的择偶拥挤相叠加，产生的集聚效应容易诱发社会失范。“骗婚”“逃婚”等问题对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都带来严重伤害。“光棍”群体污名化易催生负面情绪，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消极力量；

如民间俗语“才女居闹市，牛郎守穷乡”所言，现实生活中女性通常会嫁给综合条件优于自己的男性，客观上会造成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成婚困难，成为婚姻市场中“滞销”的剩余群体。根据全国百村调查数据，农村“光棍”发生率高的村庄大多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

看球赛的app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数据显示，我国男性“过剩”人口总量略有起伏且呈整体扩张态势，其中1978年到2021年增长了14.49%，2000年之后保持在3500万上下浮动。根据2020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进一步加剧农村“光棍”群体规模扩大的风险。

一是择偶压力直接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引致家庭衍生风险。部分大龄未婚男性长期处于现实择偶困境中，由于社会支持力量的缺失，持续承受着内心失衡与外部舆论的双重压力，可能出现“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进而陷入更加恶化的生存状态；

其中，在周期性因素方面，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出生率下降等导致群体总量差额，决定了农村大龄未婚群体存在的长期性和客观性。在我国现行婚姻制度下，女性数量的绝对缺乏成为导致男性失婚的最根本原因。性别比例长期失衡叠加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加重我国女性适婚人口总量稀缺，男性人口“过剩”长期存在且呈规模扩大态势，必然导致部分适婚男性尤其是农村大龄男性陷入失婚困境。

最后，应加强困难群体的婚姻帮扶和兜底保障，有效应对和降低潜在社会风险，包括“鼓励地方政府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建立农村未婚大龄男性‘管理信息系统’”“落实困难失婚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支持”“完善农村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等。

作者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性过剩问题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问题已相当严重，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民生问题，也是潜在的政治问题。

该研究借用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理论中“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概念，分析指出婚姻市场中同样存在“周期性失婚”“结构性失婚”“摩擦性失婚”等不同情形。

“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既是个人家庭问题，更是宏观社会结构问题，涉及多层次的经济社会成因，并对经济社会产生复合的衍生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整体研究和系统解决。”

三是群体规模化产生积聚效应，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有研究指出2044年之后，每年50岁的男性中会有超过10%的人未婚，这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该群体对社会保障必然存在更明显的刚性依赖，对相关社会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晚年极易成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者。有的农村地区出现的“光棍村”正在逐渐演变为“五保户村”。

其次，应加大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力度，构建解决婚恋问题的系统性方案，包括“进一步优化人口政策，着力解决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构建围绕解决婚恋难题的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婚姻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水平”等；

而从摩擦性因素来看，结婚成本、个体弱势等资源配置失调，导致部分适婚个体陷入暂时或偶然婚配困境。在地处偏远、婚俗转变、个体素质差异等因素影响下，部分农村大龄男性或因经济和时间成本较高，或因个人竞争力的相对劣势，在择偶过程中容易陷入暂时或偶然的婚配困境，如不加以积极干预，容易转化为长期失婚人口。

根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彩礼金额仍然居高不下，浙江结婚彩礼平均18.3万，其他农村地区10万~20万的彩礼也很常见，一份彩礼往往相当于几年到几十年的农村家庭纯收入。部分农村地区彩礼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挂”，即“越是落后地区，彩礼金额越高”，更加重了当地青年婚配困境。

近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研究文章《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综合成因及对策建议——基于婚姻市场假设理论视角》已由2024年第3期《青年探索》杂志刊发。该文已被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福利国家的社会活力研究”。

作者在分析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衍生风险时指出，多年以来，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积聚了多层面的衍生风险，如不积极介入，将会带来诸多社会影响和长期后果：

该研究发现，婚姻市场的周期性、结构性、摩擦性等因素是造成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境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性成因，而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强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亟须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基层治理等多种方式对该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推动系统解决。

首先，应着力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改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经济境况，包括“大力推动农村本地和县域经济发展”“切实加强新时代新农村建设”“加大培训赋能”等；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再次，应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构建多元力量参与问题疏解的新机制，包括“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我服务和引导功能”“引导农村家庭家风家教建设”“深入推进婚俗改革，积极宣传推广婚俗改革实验区创新经验”等；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在婚姻梯度匹配和女性人口阶梯流动规律作用下，城乡和区域婚姻市场差距持续拉大，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婚姻市场持续“扩张”，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婚姻市场持续“收缩”，加重落后农村地区男性婚姻挤压效应，导致婚姻挤压向落后农村地区传导和集聚，引发区域性和集聚性的婚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