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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自治区党委提出“兵团方向，公社特点，长远规划，逐步实现。建设像兵团农场一样的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五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为新疆军垦事业的指挥员，自1949年始，他17年如一日，殚精竭虑，落实了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带领兵团人，(又作为国家农垦部副部长)不仅创造了新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还对全国农垦事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他率领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还指导并帮助建设了西北陕甘宁青和西藏的农垦事业。

1952年，经过三年苦战，驻疆生产部队创造了人间奇迹。粮油蔬菜全部自给。毛主席于是年高度评价——“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取得了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兵团职工的文化生活相比自治区也是走在了前列。这得益于张仲瀚提出的“文化兵团”发展战略的建设成就。兵团的文工团、京剧团、豫剧团、杂技团等20多个专业团体，在新疆是“响当当的”。各师、团有文艺宣传队，即使在营、连逢年过节，也会有演出或文化活动。特别是广大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参与其中，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吹拉弹唱”“写写画画”的业余文艺人才。各团有卫生队(医院)，连队有医务所，医疗网点健全。兵团继承了军队的一些传统，免费医疗，按人头供给。“当时兵团人的政治、文化素质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地方”。饮食文化也有亮点，坐落于乌鲁木齐市中山路的百花村名噪一时。张仲瀚在延安南泥湾大生产时期，就曾有“美食家”的称誉。

1975年5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解除张仲瀚的监护，“无家可归”的他住进了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新疆，死在新疆”。在北京养病、治疗期间，尤其是在他重病缠身、生命垂危的最后半年里，他做了认为最重要的两件事：一要平反昭雪，最后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死去”；二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仲瀚不仅践行了毛主席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和要求，而且更能深刻体会到中央关于长期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战略方针。“扎根新疆，建设新疆”，不仅是当时响亮的口号，更是兵团人的行动。不仅仅是张仲瀚等老一辈兵团领导人的历史选择，更是广大官兵、我们前辈们的人生依托。“从地窝子搬出来，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这是兵团人早期创业生活的真实写照。石河子城的规划和建设，凝聚了张仲瀚、陶峙岳、赵锡光、王根增等广大建设者的心血，寄托着兵团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

石河子，成为共和国“军垦第一城”。受张仲瀚保护的、享受正师级待遇的大“右派”诗人艾青写到：“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的一草一木都有血汗凝成”。是的，当年建设石河子的另一位主要领导、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于1955年10月，因劳累过度长眠于此。

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张仲瀚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月前，《人民日报》还决定用8个版面的篇幅连续宣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就和经验，称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伟大的创举。而一个月后的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怎么成了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呢？”“周总理要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要我把新建的两个西北兵团都管起来的话音还未落，怎么一夜之间连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呢？”“毛主席历来肯定新疆和平起义有功，为什么现在陶峙岳却成了‘假起义、真潜伏’的罪人呢？我党一向肯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造起义部队是成功之举，为什么现在又被戴上‘阶级投降，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罪名呢？”

当年国民党部队到新疆，并不是直接与解放军为敌的。他们到新疆，特别是和平起义，避免了一场战火，捍卫了新疆的和平。这与之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起义部队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我们有些同志，虽然把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背诵如流，但做起工作来，却往往习惯于搬用战争时期的老一套、老办法，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损失”“起义部队的诉苦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动被俘士兵诉苦不一样。那时，被俘军官已经清理出来，和士兵分别居住，分别教育。而起义部队的诉苦运动，是官兵都在一起。我们一些同志恰好忘了这一点”。有的“一见面就是一场疾风暴雨的斗争会”。士兵诉起苦来，“更多的是诉当兵后受国民党军官欺凌、剥削和挨打受骂的苦。有些士兵诉到激动的时候，对军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粗暴、鲁莽过火的举动，使起义军官当场难堪”“甚至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有的“不但坐视不管，甚至还为士兵加油打气，使士兵觉得越过火越进步，任意夸大其词，发泄私怨”。

1950年10月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延缓了国家军队大规模转业参加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1952年2月，抗美援朝战局基本稳定，毛泽东又发布了命令，将全国解放军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

除兵团司令部所在的乌鲁木齐，现在的兵团二中(当时的公交部子校)外，兵团各师的师子校、各团的团子校的教学水平在当地所在的州地县市都是一流的。当时营(分场)子校有小学、中学，连队有小学。当时一些地方上的子女也到附近兵团所在学校就读。1977—1979年恢复高考的头三年，后来俗称的“新三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中(按汉民比例录取)，只占全疆汉族人口1/4的兵团汉族人的子女，占新疆汉族学生的一半。

三是他主动要求进疆，进行大生产。张仲瀚所部，曾经是359旅南泥湾大生产的一面旗帜。1942年，王震所率359旅奉命进行陕甘宁边区大生产。张仲瀚所率719团开进南泥湾，他还兼任了南泥湾垦区区长，驻军九龙泉。他从我做起，这位“富家子弟”“主动承担人均30亩地开荒指标，每天开垦一亩”。同时，他还组建了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鼓励干部战士，丰富部队文化生活。“秀才团长带出一个文化团”，成了师长贺龙的口头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毛泽东的名言也是在接见张仲瀚时对他的肯定和勉励。在719团涌现了一批南泥湾的劳动模范，包括他进疆所率先遣队中六师17团的参谋长谢高忠。

张仲瀚的军事才能，经过无数次战斗不断得到提高。后来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善于总结，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挥员，有“战场上的小诸葛”的美称。他总能把握战机从容指挥，“敢打大仗、硬仗、恶仗，从未有指挥失误的记录”。张仲瀚所率领的二纵六旅，在西北战场上成为“攻必克、守必坚、令敌人望而生畏的钢铁劲旅”。张仲瀚也成为一名能征善战、骁勇多智的将军。

兵团事业的辉煌，不仅是新疆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奇迹。期间，兵团积极为地方大办好事，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在1955—1957年中，一个增强民族团结、帮助地方发展的热潮，在天山南北兴起。兵团共抽调政治、技术干部，对25个县、403个农业社进行帮助指导。培训植棉、灌溉、农机、植保、财会等技术人才。当时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离兵团近的合作社产量高，有病能及时送兵团医院治疗，文化教育发展快；离得远的就产量低，看病难，发展慢。各族人民亲近兵团，支持兵团，兵地关系水乳交融，亲如一家。

1959年，兵团党委颁发《关于拥政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纲要二十条》，使增强民族团结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1961年，兵团又决定在兵、师两级政治部成立群工科，民族团结工作成为各级政工部门重要职责。

1949年8月兰州解放之后，张仲瀚面对两种选择：一是跟随贺龙去西南，二是跟随王震到新疆。张仲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新疆。在他看来，到新疆更是国家的需要，更有作为。张仲瀚所率六师先遣队与当地起义官兵于是年深秋，在焉耆和静辖地(今兵团二师21团)拉犁翻地、冬灌，成为“兵团第一犁”。和静县县长邬静彬动员土尔扈特部族民众，捐出了四万亩闲置的土地和几片草场交给了部队。

当新疆起义部队全部编入二十二兵团后，新疆军区在各部队抽调一大批政工干部进入，张仲瀚为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为主任)，同时为兵团主力九军政委。他当时的政治任务，就是领导对全部起义部队的改造。在他看来，全体政工干部都面临着考验。在他所写的《忆新疆》中，有着生动的记载和深刻的认识。

就是在1982年恢复兵团建制以前。包括1975年撤销兵团建制后的时期。兵团团场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在新疆都颇具影响力。

据史料记载，在中央和新疆两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到1966年末，兵团粮、棉、油、甜菜产量分别占全新疆的21.7%、31.4%、16.8%和90.5%。兵团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展样板团场建设，为新疆的农业发展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兵团工业产品产量和经济效益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新疆主要工业品纱、糖、原煤和水泥产量分别占新疆的36.6%、99.5%、53.1%和33.5% ，增强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发展基础。兵团拥有的农牧团场从1954年的44个，增加至158个，耕地面积近81万公顷，占全疆的24%；职工增加到近81万，人口增加到148.5万，占新疆的18%；生产总值占全疆的23.5%，财务利润突破1亿元。若按现在可比价，应有数百亿元。

解放战争初期，张仲瀚奉命带领一批干部到山东组建渤海教导旅，成为后来二军六师，其大部在政委熊晃的带领和指挥下，分批于1949年初冬进入新疆，除副师长兼骑兵团团长刘克明率部到青海与新疆交界的若羌县境内剿匪外，其他三个步兵团大部于次年初到新疆焉耆专区(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前身)境内驻地。这就是今天兵团第二师的前身。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解放军陆续撤销了解放战争时期设立的兵团这一建制。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二十二兵团，将新疆军区全部生产部队合并管理，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便成为解放军序列唯一的、特殊的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恩茂兼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张仲瀚任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主持兵团工作。至1966年，张仲瀚一直是兵团党委书记、副政委(第二政委)主持兵团(党委)工作，第一书记、政委(第一政委)一直是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兼任，司令员是起义将领陶峙岳(1955年授衔，成为新疆军区唯一的上将)，为党外人士。

1981年1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来新疆视察。自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恢复工作全面展开。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2年6月1日，自治区党委主持召开了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悲壮的歌，更是一支胜利的歌。今日之兵团，跟随时代的步伐，再创辉煌；中央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和定位：“兵团是实现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战略力量”。

张仲瀚是共产党军队中少有的“全能型”干才，不仅能文能武，而且胸有壮志、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心胸坦荡、“不打个人算盘”、勇于担责，“从不讲任何条件”“极富个人魅力”。在王震等领导的认知中，张仲瀚比同时代、同职务的干部，思想境界高、政治智慧强、极富创造性。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当时评价他是：打仗，搞建设，“都是一套套的”。在此举三例示之。

1980年3月，张仲瀚不幸去世。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予了他哀荣，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隆重地向张仲瀚遗体告别仪式。由于来的人太多，由原定的吊唁厅换成了临时搭建的吊唁棚。告别仪式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致悼词。

“五好建设”在天山南北轰轰烈烈展开，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从自治区领导到各地、州、县的领导，纷纷率团到兵团参观学习。有的维吾尔族老百姓骑着毛驴来垦区参观。

人们谈起张仲瀚，常说他是“兵团之魂”，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魂。兵团那样的辉煌，与张仲瀚雄才大略、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勇于负责，极具个人魅力紧密相连。张仲瀚在1944-1945年的“南下北返”的战斗初期负伤，对结婚成家的自信和勇气不足，其孑然一身，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张仲瀚把他的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新疆兵团，献给了新疆建设的伟大事业。他的骨灰，在1993年王震同志去世后，两人骨灰同洒天山，实现了他“死也要死在新疆”的夙愿。

1953年5月，驻疆部队完成整编任务，所属部队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第二十二兵团暂时保留国防部队序列，管理其所属生产部队。张仲瀚任兵团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王震为第一书记、政委。至此，张仲瀚的新疆军区六师师长之职卸任，由副师长刘克明继任。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张仲瀚不仅领导着二十二兵团的生产，同时还指导和领导着解放军其他生产部队，尤其是六师(今日兵团二师)的生产。

1949年底，新疆军区成立二十二兵团，将“和平将军”陶峙岳司令员所率国民党起义部队全部纳入，下辖九军和两个骑兵师。1950年初春，张仲瀚擢升为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升为主任，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实际上主持了兵团党委日常工作)，九军至石河子开荒大生产。至此，新疆解放军，包括起义部队有10.5万官兵参加生产。是年，驻疆部队兴修一批水利设施，开荒96万亩，播种83万亩，收获粮食3000多万公斤，足够全军20万人自给7个月，油料蔬菜基本自给。

在那个年代，他的领导艺术和才能也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不受限制，当时兵团的家底会更厚，占有新疆经济总量30%也是指日可待”。他是时代的产物，其个人魅力与形象，在同时代、同级别的领导人中鹤立鸡群。他不仅仅是兵团人的骄傲，也是新疆人的骄傲。1954年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的定位，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当时，新疆军区将已建的八一钢铁厂、七一毛纺厂、十月拖拉机厂等规模以上企业交与地方。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兵团不仅发展农业，而且工业、商业、运输业、文化教育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当时初建的八一农学院，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管理和建设，张仲瀚兼任党委书记，至1958年交与自治区。之后，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创建了兵团农学院和塔里木农垦学院，为兵团、为新疆的农业现代化人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此，张仲瀚将补发工资的大部分交了党费(其余给了20多位相关人员，包括身边工作人员和还给妹妹的账)，尽了党员的一项义务。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兵团不仅给国家超量交粮，而且支援祖国其他省区，并且还“接纳了二三十万”“盲流”。张仲瀚将其改为“自流”人员，后又称其为“自动支边”人员。他们及其后代，成为兵团生产建设的一线力量。

尤其是8年多的监禁生活，给张仲瀚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摧残。1979年8月，病危期间的张仲瀚，托人代笔向中央军委总政部并韦国清主任写信，请求组织对自己作出结论。他1933年入党，“生命已危在旦夕，随时都可能死亡。在我弥留之际，我有一个愿望：恳请中央在百忙之中把我的结论审批一下，恢复我的党组织生活，使我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死去”。到12月，中央军委政治部以正式文件下发了关于张仲瀚同志平反的结论：“所谓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期间犯有路线错误是不对的，强加给张仲瀚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撤销了过去的结论。

1950年初，二十二兵团需要屯垦，需要有驻地。新疆军区司令员、二十二兵团政委王震和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九军政委张仲瀚，兵团副司令员、九军军长赵锡光等领导，以及技术人员等踏勘了玛纳斯河畔，并且提出要建一座小城。

1962年4-5月，随着中苏两国关系变化，发生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当时，苏联通过其驻新疆各地领事，策动塔城、裕民、霍城等9县1市边境6万多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塔城县非法越境人口占该县人口近七成，霍城县边境3个公社仅剩3000余人。由于大批人员离境，赶走了30多万头牲畜，近40万亩农作物无人管理。这些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各项生产遭到重大损失。

包括兵团建制撤销成立农垦局时期(1975—1981年)，“兵团人”还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援外任务。其抽调大批技术人员，先后援建了越南、非洲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家现代化农场项目，援建了中巴公路。

二十二兵团受到了党的关怀。“在起义的第一个严冬，王震同志要二十二兵团司令部搬离迪化(乌鲁木齐)，到荒地上去安家。起义将领们领会这是使他们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立功，而欣然愿往”。“在一两年内，陆续有一批士兵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陆续有更多的士兵和军官入了党。二十二兵团涌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人物。如植棉能手、拖拉机手、卡车驾驶员、防治病虫害能手等。“二十二兵团各级将领和军官，绝大部分表现得艰苦朴素，钻研生产业务，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财富”“二十二兵团在整个新疆生产建设事业中无愧于党的教育和培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的业绩与天山共存，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在张仲瀚看来，它造成了极坏的后果：使其部队的官兵关系产生巨大裂痕；军官不能再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政治干部实行包办代替，有的盛气凌人；军官对政治干部心怀不满，认为是他们煽动了这种仇恨；军官对党的政策发生动摇和不信任，认为我们早先宣布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政策和使起义军官“有权有职”的政策是言行不一。

在张仲瀚看来，大型现代化农场建起来，不仅粮、棉、油需要加工，而且农田水利设施、城市建设所需材料，特别是水泥的生产、木材的加工，机械的维修、制造，人们衣着所需的棉毛纺织等。许多不是农业自身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工业化，这就需要建设一座城市。张仲瀚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工业化。

一是他早年抗日“拉队伍”“交队伍”，后再组建队伍。在1937年“七·七”抗战之初，加入中共已近4年、时任河北博野县警察局长、22岁的张仲瀚，在军政官员南逃的危机中，自封县长兼警察局局长，拉起了3000余人的河北民军，“打响了冀中抗日的第一枪”。这成为了奇迹。1938年春，他将队伍交与已率军北上抗日的中共地下党人、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吕正操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张仲瀚的河北民军改编为冀中军区第一师，张仲瀚任师长。可张仲瀚并没有到任，而是主动把河北民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吕正操，之后又响应冀中军区的号召，自己带上几十号人到津南一带组织抗日津南自卫军，自卫军有两千多人，仍自称司令。“这支队伍打了不少漂亮仗，威震一方，张司令更是英名远扬，对开辟冀中及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时，张仲瀚只有23岁。后津南抗日自卫军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张仲瀚被任命为八路军最年轻的团长。120师师长贺龙曾说，你看人家张仲瀚，放着司令不当来我这当团长。可他认为自己是一介书生，投笔从戎，能当好这个团长还得好好学一阵子呢。贺龙赞扬他是“顾全大局，不打个人算盘”(这个719团，就是后来创造奇迹的、1950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和田的解放军一兵团二军五师15团。政委黄诚后来成了中共和田地委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常委)。

为此，张仲瀚不厌其烦在各种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且表示要负主要责任。由此，另外一些人却认为，这降低了党的威信。实际上是怕降低个人的威信。事实上，党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威信也提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6万多人的起义部队，没有一个班集体发生问题。党对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是完全成功的”。

没有张仲瀚，就没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那样的辉煌。没有那样辉煌的兵团，就不会有今天的兵团。没有张仲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会那么快得到恢复。

1963年至“文革”之前，中央欲以兵团为“龙头”带动西部的发展。由国家农垦部和当地政府主导、新疆兵团派骨干援助，在河西走廊组建农十一师，在宁夏组建农十二师，在青海组建农十三师，在陕西组建农十四师和黄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兵团，在西藏波密组建一个机械化农场。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在国家以农业为主的年代，自1954年至“文革”开始的1966年，兵团农业发展成为新疆，乃至全国国营农场的样板，充分体现了兵团在新疆起到的“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的作用。兵团的经济，在新疆占有可观的份额。

1962年在全国“精减职工并遣返原籍”的形势下，张仲瀚力排众议，向大家说明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不同于国家所说的城镇职工，他们大多都在农业生产一线，并非城镇居民。当初，好不容易把他们一部分号召来疆，一部分劝说留疆。现在困难了，就把人家遣返回去，特别是一些老弱病残。这不仅给他们造成了困难，同时也给原籍的政府造成了困难。当时兵团计划精简数万职工，由此，兵团收回成命，留下了一半以上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经过他们初步勘察，是年末，在玛纳斯河西岸石河子建城的报告得到了新疆军区党委批准。王震又亲往踏勘，开始建设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定名石河子。张仲瀚亲任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政委，赵锡光任处长。此间，张仲瀚大量饿补城市建设知识，包括阅读书籍、请教专家，并与持不同意见者交换意见。对于石河子城建的规划，张仲瀚不是局限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而是着眼于新疆的发展战略和新疆军垦事业所要发挥的历史作用。他把石河子定位成一座工业城市，而不仅仅是指挥农业发展的后勤居住基地——小城。同时，还要把石河子建设成新疆名城，尤其是军垦的示范城市。他超前的战略思维，也遇到了很大挑战。他还要不断地向上级和一些同事们做说服工作。张仲瀚大胆否定了苏联专家放射状的、莫斯科式的城市规划方案，而用中国传统园林式的、棋盘状的设计方案，并且为长远发展留下了宽阔的道路空间。“城市中心规划为行政区，四周为文教、工业、商业发展区，林带花园环抱着一个个居民区”。

兵团于1966年在南疆喀什增设了农三师，在和田地区设立了副师级建制的和田管理局之后，又于1969年在北疆塔城地区设立了农九师。

360cp彩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一个化剑为犁的和平时代即将开启。当时有500多万解放军需要安置。新疆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财政问题，是近20万大军如何安置？当时新疆部队的任务是两方面：一是生产，二是参加军事斗争。有清以来，军队进新疆和中央有效治理新疆，粮饷支出向来多由中央或其协调其他省份支援，而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吃紧。俗话说，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而与祖国其他省区相距甚远的新疆，最好的办法就是其军粮从当地解决。因此，进疆的人民解放军和起义部队的生产任务就显得头等重要。农时不等人，种粮必须有地、有水、有肥，还不能与民争利，就必须自己动手。

对兵团大搞工业、商业，当时就有一些人颇有微词，认为 “搞经济过了头”“个人出风头”。然而，把新疆屯垦戍边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誓把忠骨埋天山的张仲瀚，凭借着中央老领导、特别是王震和自治区主要领导的支持，排除干扰，抢抓机遇，扩大发展空间，壮大职工队伍。

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破裂，新疆由大后方变成大前方。此时，兵团再一次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总理当面向张仲瀚布置任务：对边民外逃的地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要迅速组织队伍，以民兵的形式进驻边境所有村镇，把外逃边民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承担起来。为避免武装冲突，由兵团出面处理比较适合。于是，整个兵团都成立了值班连，兵团武装民兵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屯垦戍边”使命凸显。

不久，兵团迅速组建并调集了35个武装值班连队开赴边境地区，建立起了82个哨卡、检查站和巡逻点，同时调集3万职工在边境地区实行“代耕、代收、代管”任务。随后又在长达2000余公里、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线，建立了58个边境团场。

1965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石河子，更使这个“戈壁明珠”扬名神州大地。后来，石河子也被评为联合国“改善人类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城市”。

是年，驻疆全部生产部队建有军垦农牧团场43个，拥有耕地近116万亩，占当时新疆耕地面积的5%。同时还兴办工业、交通、建筑、商业企业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为之后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奠定了基础。根据新疆军区决定，新疆军区党委委员(当时不设常委)张仲瀚主持编订了新疆生产部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张仲瀚“大爱无疆”，把全部智慧和心血都投入到了兵团建设上，即使在最后的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他心系兵团，常常梦回新疆。每当有老部下和亲朋好友看他的时候，他都念念不忘那兵团的峥嵘岁月。

期间，他多次向多位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陈述，要求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2月，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意见，但没有下文。1979年9月，张仲瀚病情稍有好转，即上书党中央，陈述自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二是他主动打阻击，成全了大部队的胜利突围。抗战时期，张仲瀚的军事才能得到凸显。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是炉火纯青的中高级战斗指挥员。1948年，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反攻。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首先歼灭胡宗南部刘戡所率美式装备的29军3万多人，之后为了补充军事供给，从陕北长途奔袭宝鸡，进行了志在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西府战役。张仲瀚所率六旅，不仅圆满完成了艰苦的阻击战，而且在途中山洞发现军用仓库，并补充了充足的被服、武器和弹药。当他们返回取道陇南，先期到达与解放边区交界的交通要道甘肃庆阳荔镇时，彭德怀所率主力部队被四个(整编)师的追敌紧随缠斗。敌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准备堵截，张仲瀚“不是按预定计划继续前进回到边区休整，而是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抢修工事，就地坚守，打退敌人进攻，为主力回师撑开了一条安全通道”。彭德怀一见张仲瀚就是感谢有加，赞不绝口：六旅关键时刻主动打阻击，使这次战役转危为安。不仅如此，他们继续坚守、阻击尾随敌军的疯狂进攻，18团团长陈国林、营长李文泉阵亡。六旅付出了较大牺牲，使携带大批物资的主力部队安全通过。西府战役结束后，彭老总专程骑马到六旅18团驻地，高声说道：“六旅的同志们：你们打得好！特别是18团的同志们，你们打得顽强！我代表总部感谢你们！”这个18团，就是后来的兵团二师29团的前身。

早在1949年秋，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六师主力还未到达南疆焉耆驻地，该师师长张仲瀚奉王震之命率小分队与新疆水利专家王鹤亭，在焉耆会合并前往铁门关勘查水利。这使得张仲瀚成为共产党在新疆进行屯垦戍边事业的首位前线指挥官。

张仲瀚“学习有灵性，实践有悟性”，知识面广，多才多艺，他的《老兵歌》成为兵团人的历史写照。他是京剧票友，还在乌鲁木齐与京剧名家程砚秋同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