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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电子政务各自为政、泛滥之势。电子政务本应便利基层、服务基层,但实际工作中,因强制要求推广、滥用积分排名等情况,让电子政务成为基层的新负担。据初步统计,目前推广到乡镇的APP、微信小程序有湘易办、道交安、河林田长巡护、反电诈、中流击水(退役军人事务局)等20多个,不仅下达了下载、注册任务,还要求定期登录使用、录入信息。比如,道交安每天需登录使用,并上传2条以上信息;河林田长巡护系统,村级“三长”每周均需要开展巡查、上传信息;中流击水每天需要登录使用、转发点赞等。

“九项举措细致具体、可操作性强。”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该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熊潇潇介绍,比如,要求全县层级大会时长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全县层级的会议尽量合并、“打捆”召开,能以视频形式召开的会议不开现场会,已直接开到基层的会议不再重复召开等。相关要求中还明确,要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核查情况,县纪委监委适时跟进追责问责。

从规定执行来看,基层减负“硬性规定”时常“柔性落实”。基层减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近年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相继出台一系列关于精文简会、整治“文山会海”、规范督查考核的硬性规定,但各级对于“基层减负”往往是“平时挂在嘴上,忙时放在边上”,有时为了更好推进工作,未严格执行减负规定要求,让基层减负沦为“纸上减负”“数字减负”。

“解铃还须系铃人,减负降压必须以上率下、上下联动。”这份调研报告最后呼吁,县级领导、县直单位和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带头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展观、权力观,带头将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贯穿工作始终。

一是“文山会海”反弹回潮、隐形变异。虽然“两办”对文件会议进行了总量管控、严格把关,但通过调研发现,文件方面,相关部门存在不发“红头”发“白头”,不发正式文件发便函等现象,文件数量依然较多。据某某乡镇(街道)初步统计:2023年1-11月通过协同平台收文2615个,其中需要书记阅示的858个,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4个;还有部分单位统筹协调不够、文件反复修改,导致一文多发现象。比如,2023年9月15日,县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开展“两节”前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县文旅广体局又转发《关于开展“两节”前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12月7日,县市场监管局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开展岁末年初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后两次均备注“以此份为准”。

从考评机制来看,部分考核“指挥棒”沦为部门“赶牛鞭”。虽然绩效考核方案已经明确了考核指标、事项和计分原则,但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有些部门单位滥用绩效考核“指挥棒”,把“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作为“尚方宝剑”,随意放大考核权限、考核细则,动辄“恐吓”基层,将平时报送资料材料、落实临时性任务等工作情况作为考核依据,使得基层对于部门下达的任何工作都不敢怠慢。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上述调研之后,今年4月,桃源县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基层减负的八条要求》,其中就包含精简会议的九项举措,包括严格控制会议频次、会议时长、会议规格和参会人员等。

在考核方面,报告建议,根据乡镇(街道)的面积大小、人口数量、财力状况、工作重心等基础情况,实行个性化、差异化考核打分,既不让客观条件、工作基础好的乡镇(街道)毫无悬念和压力,也不让相对较差的乡镇(街道)毫无希望和动力。同时,根据指标性质科学调整计分方式,对党的建设等常规类指标实行排名计分,对招商引资等定量类指标实行目标计分,实现差异化考核等。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桃源县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每月参加会议同比减少了62%。同时,桃源县精简资料报送和检查督查工作。牛车河镇三红村党支部书记郭张凯说,以前很多时候开会是为了迎接检查。省里检查,市里县里要先来查;市里检查,县里要先来查,层层开会动员部署。“现在层层迎检少了,会自然也少了。”

六是阵地建设“劳民伤财”、闲置荒废。通过调研发现,部分职能部门要求镇村两级建阵地、挂牌子、制度上墙、设独立办公场所,并作为检查考核内容,导致镇村两级办公场所难以满足、“牌满为患”。据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2个部门要求乡镇(街道)建阵地75个,其中有66个要求独立场所;有12个部门要求村级组织挂牌27种。阵地场所建设不仅需要投入较多财力,并且部分阵地实际使用率不高,形成闲置浪费。据调研了解,仅武装部就需要在村(社区)设立武装部办公室、民兵应急排办公室、国防教育室、器材室、兵役登记站、青年民兵之家等6个阵地;再比如,每个乡镇(街道)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至少需要投入1万元、每个村(社区)实践站至少投入5000元以上,而大部分未发挥太多效用。

八是属地管理无限放大、有苦难言。部分单位以属地管理之名,向乡镇(街道)下压任务多、指导完成少,基层完成难度极大。比如,市场主体培育方面,2023年分配到乡镇(街道)的任务共有7038家,平均每个乡镇(街道)250多家,许多乡镇层层下压到村、到组,动员村组干部及亲友注册,有些群众甚至不知情就当上了“老板”,并且还存在信息泄露风险;新农合征缴、秸秆禁烧等工作方面,对乡村两级下指标、排名次、纳考核、抓罚款等简单粗暴的手段用得多,进行业务指导、谋划有效措施相对不够。

报告提到,专班成员通过现场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桃源全县28个乡镇(街道)开展了调研,其中重点选取5个乡镇(街道)、19个村(社区)开展了“解剖麻雀”式调研,听取了两级书记的情况介绍、对策建议。

会议方面,虽然全县性会议有所下降,但相关县级领导和行业部门召开的协调会、调度会较为普遍。据某某乡镇(街道)不完全统计,2023年1-11月,收到上级会议通知约470个,其中需要书记参加的约180次,几乎每个工作日都需要安排时间参加上级会议。

据湖南常德市社科联网站10月28日消息,《负担在基层 根子在上面 减负需联动——关于深入推进基层减负的调研报告》已挂网公开。202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由常德市桃源县委办牵头,从县政府办、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抽调人员,组建基层减负工作专班,深入乡村两级开展调研。调研报告结合相关案例,细数了基层反映的文山会海、多头报送、打卡留痕等“八座大山”,并呼吁减负降压须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细化制度等。

在经常参与为基层减负专项监督检查的熊潇潇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基层干部诟病的开会多等现象其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现在市里、县里开视频会,领导常说‘本次会议已开到村级,不再层层开会’。上面对精文减会工作态度明确、行动坚决,基层对减会要求肯定落实到位。”熊潇潇说。

五是订刊观影类多量大、耗财费时。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书刊、报纸、电影票征订成为镇村两级一项较大的经济负担,并且许多刊物订而不用,往往没拆封就当废纸处理。比如,据某某乡镇(街道)初步统计,2023年先后订购《中国应急管理报》《法治日报》《老年养生保健天天读》《新湘评论》等刊物,以及《八百矿工上井冈》《何叔衡》等电影共28类,费用约55万多元,其中非党报党刊约17类;另外,某某乡镇(街道)2023年订购刊物、电影共33类,费用27万多元。特别是大部分乡镇没有影院,部分偏远乡镇往返县城观看电影往往需要占用多半天时间。

调研报告提到,2019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来,五年减负之路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基层依然感觉负担越来越重。对此,专班成员归纳总结出这五个方面的症结和根源:

二是资料台账重复下达、多头报送。一方面,部门间统筹联动不够,同样内容、不同格式的资料需要基层多头报送。调研报告提到,比如,据某某乡镇(街道)反映,针对消防安全工作,应急、商务、文旅、民政等多个科局均要求开展检查、报送资料;针对防溺水工作,教育、妇联、团县委均要求报送包保台账,内容相差无几;针对自建房方面,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农村房屋安全系统”“湖南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管理平台”均要求录入资料,需重复上户采集。

另外,全面梳理中央、省、市、县各级各类减负措施,结合桃源实际进一步细化、量化、实化各类精简文件会议、检查考核的举措,让上级减负措施更好地在基层落地见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座谈、书面等方式,广泛征求县乡村三级的基层意见,认真研讨吸收有效建议,让政策更接地气、更贴人心,让政策要求在基层落实更顺畅、无堵点、有实效。

另一方面,大部分总结、台账、表册等资料既要交电子档、又要交领导签字盖章纸质档,部分偏远乡镇(街道)往返县城耗时耗财,有的偏远乡镇(街道)往返县城需要半天时间。再一方面,部分资料填报量大、要求时间紧,有些甚至上午发通知,下午就要求报送,还有部分台账的格式要求多次更改,基层疲于应付。比如,据某某乡镇(街道)反映,2023年12月7日上午接到县消防大队通知,当天下午4点前就要求报送今冬明春消防工作相关资料,并将资料报送情况与考核挂钩;据某某乡镇(街道)反映,县乡村振兴局《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工作台账》前后修改6个版本;据某某乡镇(街道)某某村支部书记反映,2023年前11个月,就用了约5箱共40包约2万页打印纸,平均每个工作日接近100页。

从政绩观念来看,部分单位出现偏差,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唯上不顾下倾向。减负之所以难,根子还是本位主义思想严重,都强调本部门、本行业工作的重要性,都在基层找“存在感”,都希望基层多来对接汇报,都热衷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忽视基层的实际情况。有时为了确保本部门工作争先进、出经验,将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基层减负的要求抛诸脑后,许多非中心工作也热衷于打通知、发通报、搞排名、抓调度,用基层的“辛苦指数”换来本部门的“较高分数”。

四是打卡留痕摆拍作秀、群众反感。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工作都需要现场拍照留痕作为迎检资料,不仅耗费精力,而且很容易引发群众反感。比如,文明实践、平安建设等多项工作都要求干部身穿红(蓝)马甲在街头、路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而由于精力有限,有些只能走马观花,部分群众觉得“干部一天到晚没事干,穿着马甲在街上晃悠”。其中,在文明实践工作中,乡镇(街道)实践所、村(社区)实践站每月必须开展理论宣讲、市民教育、健身活动、文艺活动、科普宣传5大类文明实践活动各1次以上,且均需拍图留痕;在综治工作中,要求网格员一日一巡查,并对发现的问题上传照片。再比如,开展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检查工作量较大,需要到辖区每家加油站、鞭炮店、酒店餐馆现场察看,往往拍几张照片、看几本台账就了事,“赶场式”“摆拍式”检查也让群众觉得实效不大。

同时,有些APP白天使用量大、网络不顺畅,干部只能半夜加班上传信息。比如,“湖南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管理平台”由于白天卡顿,只能半夜三更守着系统录入数据。最后,微信工作群类型繁多,查收、回复各类群消息耗时耗力。比如,某某乡镇(街道)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共加入26个微信工作群,某某乡镇(街道)某某村(社区)妇女主任共加入29个微信工作群,分别涉及平安建设、武装、乡村振兴等工作。

从政策层面来看,部分上级要求与基层实际存在错位。部分政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某些细节方面与基层实际还不尽相符,导致政策在基层“水土不服”、难以推动落实。比如,2019年6月,市政府下发《关于重新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将木塘垸镇6个村(社区)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仅1个社区未划入。按照相关规定,高速公路环线外延1公里为禁燃区,而该镇6个村(社区)均只有不到10%的农户在禁燃区实际范围,另外90%的农户被“一刀切”划入,不够科学,特别是由于液化气、天然气成本较高,导致群众接纳意愿低、政府控煤阻力大。再比如,对于秸秆禁烧政策,由于秸秆无法处理、禁烧后虫病害增加,群众普遍反感;对于政务APP推广,虽然初衷是为了便民,但在农村留守老人居多、需求度不高等现实情况下,硬性下达指标,给乡村干部带来不小压力。

从基层自身来看,责大权小、事多人少,“一根针难穿千条线”。镇村两级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各项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但在现行机制下,资源配置倒挂,承担事务最多的乡村一级,却是人财权最弱的一级。优秀人才通过遴选、借调等途径流向上级机关,工作经费需要找上级部门讨要,许多权限下放不到位等等,导致基层如牛负重。

三是督导检查改头换面、应接不暇。虽然“两办”督查室明确要求督查检查事项提前报备、纳入计划,各单位不得擅自开展,但相关部门以调研、指导、督导等名义到乡镇(街道)开展工作检查的情况依然偏多,有时就算工作很忙,为了不“得罪”领导,也只能挤出时间陪同,耗费大量精力。据侧面了解,某某乡镇(街道)一天之内先后迎接农业、乡村振兴、安委会等3个部门前来开展检查、调研等活动,县农业农村局粮油站和经作站、乡村振兴局督导迎省检和改厕验收均是同一天不同工作分两批前来。此外,在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任务集中期,由于上级调研督导多,陪同任务更重,甚至连班子会都开不齐。

对于上级纳入考核、县级无权整治的APP推广应用、志愿活动、学习任务等方面负担,积极向上反映呼吁,争取将不切合基层实际、不利于工作推进的负担,从源头上规范、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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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数据指出,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对抑郁症的知识和态度不足以解决心理问题,例如识别和识别精神障碍患者,与患者沟通以及处理紧急情况。初级保健提供者在药物遗传学检测方面的经验有限,对精神病药物的证据基础知识较少。

此外,李志还自带“绿色通道”。他是本地人,和派出所、各个小区的物业是老朋友,一旦他的病人有紧急情况,公安出警特快,社区卫生机构的几辆救护车在弯弯绕绕的老旧小区里跑得畅通无阻。

管丽丽介绍, “686项目”秉承的理念,是精防人员担任 “病案管理员”(case manager),依靠长期的走访了解困难人员及家庭,与他们互相信任,为他们对接合适的社会资源。

她“没心情”做的事还包括修屋顶,下雨天,雨水会沿着她家墙缝滚滚而下。附近几户病人家庭的屋顶都老旧不堪,马建的同事李志有时候找物业帮修。作为承担着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工作的医生,李志主动帮病人家庭做一些琐事,一部分也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配合。

管丽丽对我解释,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已投入广泛使用,但一些患者病程长、病情比较复杂,因此老病人换药后的效果因人而异,医生应当告知病人及其家属现在有哪些有助于康复的手段、多大概率能得到改善,进而鼓励他们理性地积极尝试。

一些立足于眼前的改善,看上去不起眼,但对于具体的家庭也许能帮到大忙。比如在上海一些地区能申请“喘息”服务。志愿者在一定时段内代替家属看护病人,实打实上门干活的基础上,为家属提供个案咨询与辅导。

有人说,他们没受好的教育,只会暴力;有人总觉得别人要害自己;有人会突然暴怒,经常靠捶墙发泄,有时也打人,还有人被强烈的幻觉纠缠: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简称为“北大六院”)的医生周天航记得,一个患者子女对她说起自己爸爸,他发病时掐过女儿的脖子,状态过了,爸爸会感到愧疚,把自己关起来。

在社区工作中,社工也会遇到家属不愿意,或者无力将显然处于发病期的病人送往医院的情况。例如, “壮壮”发病时威胁要殴打外婆钱月珍,也威胁要伤害自己,对于钱月珍来说,联络精防人员把孩子送医仍然很难。她不忍心。

武汉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我提起一种“急人所急”的思路——患者状态不好,砸坏家里的电器,他们对接电机学院的学生前来维修。

马建说,从这些患者家属的视角去看,最实际的问题是如何让患者少发脾气。医生要是无力解决他们在这方面的困惑,要推广面对家属的心理抚慰活动,家属提不起兴趣。

照顾者过分忍让甚至纵容患者的情况不在少数。它既伤害着患者家属,又对患者的康复构成阻碍。李坤梅解释,照顾者需要意识到,患者本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康复担责。如果患者一发脾气就能被满足不合理的要求,这样的行为会被“强化”甚至发展为更严重的冲动行为。

她想起在门诊见到过一对母女。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很想恢复,从很远的地方赶到北京看病。她凌乱地说自己的身心有多么痛苦,又夸自己十几岁的女儿,给她在手机上挂好了号,否则她一个人应付不来。

遇上一些情况不好的病人,李志不放心让女医生单独上门随访,他自己敲门进去,看到桌上放把水果刀也不免心里颤抖一下。但他还是会照常给病人递烟,一起抽上一支。

“病案管理员”走入这些隐蔽的家庭去发现问题、链接不同的资源,更理想的情况还包括一部分治疗直接在家庭内部开展,与医院打通。

她打算推广“聊聊孩子”家庭干预技术——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协助家长改善养育职能,帮助孩子了解父亲或母亲的精神障碍。指导之下,家长会告诉孩子,自己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但这不是孩子的错。

北大六院的医生正在通过公益项目“CAFF(Care for Family)花园”为患者子女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与当地医院合作,组织患者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参加营会活动,为他们解释疾病,答疑解惑。这让孩子们不再孤独,了解其他人也面临类似的处境,有人愿意帮助他们。

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这种感受。不仅如此,张英诚继续说,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多数人在公共场合把自己的内心掩藏起来,一些怪异之处就变得更显眼。

这类患者与子女的对话,必要时可以请家中的其他照料者参与。它还需要不同的社会资源之间协调配合,比如,如果发现孩子已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要请儿童精神科医师查看。

住得离钱月珍不远、但与她互相不认识的胡秀苗,把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曾脑溢血的大儿子雷玉用轮椅推出来,需要的是一个坡道。邻里即便不喜欢雷玉发出的噪音,也会帮她照看,逐渐地习惯了;钱月珍平时需要很多药物,调节血糖的、血压的,她的医保不够用,邻居会把自己的药匀给她。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因为患病,社交能力退步,社会对于精神病人又有易于肇事肇祸的偏见,导致很多病人常年闭门不出,照护压力增大。照护者也出现一些心理问题,病人的病情更趋恶化。有人看到了照护者的需求,正尝试“日拱一卒”地解决。

“我看见人突然变成了爬行动物。我很确定这是真的,以前看得很迷信。我很害怕……然后有魔鬼的声音让我做这件事,我以为我照做,声音就会停止。我这么做(指捅人)的那一刻,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在一个医学社工研讨会上,有位医生回忆起在英国伦敦伯利恒皇家医院实习时,看到医生和当地社工合作比较紧密,医院里每周一次的查房,是医生、社工和康复治疗师一起的。社工在患者出院时给家属提供一些指导,也会把他的家庭情况反馈给主治医生,对治疗方案有一定的话语权。

不仅是照护工作本身令人痛苦,精神健康社工、社会组织“心声公益”秘书长李坤梅说,在关上的门背后,病人家属经常试图处理的是愧疚感。科学地看,一些痛苦的往事顶多是疾病的诱因,但一些家庭会年复一年地咀嚼。

他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基本只给外婆看。他30岁,十年前确诊患有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受精神状态影响,他没有稳定地工作过,家人逐渐听之任之,让他待在家里。疾病发作,他一时整天睡觉,谁也不理;一时与钱月珍为了生活费发生口角,威胁要打她,闹到公安上门,把他送去医院。他的生活如此循环。

我和马建的另一个医生同事及社工一起走访。在患者家里,我想当然地问起:“尝试过新药吗?”家属一愣,没接话,社工下意识地阻拦——这户病人是登记在册的精神残疾人,家属陪护多年,可能好不容易才接受他们要长期与疾病共处。社工觉得,要是没有把握,让一家人再燃起康复的希望有一点残忍。

钱月珍去医院,只说想把外孙接出来,面对来家里随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她也不提要求。她坚强得很,总是骑着自行车看自己的一身慢性病。4月,沈壮图住了院,马建半开玩笑劝她,趁这时机最好也去住院,调理一下。钱月珍笑说“没有心情”。

精神科的候诊区域,总是压抑着隐隐的焦躁。人人提防着哪一个人突然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打破既有的秩序。我在候诊区目睹过一对看上去像父女的人,女儿含糊地又哭又嚷,想要跑开,父亲控制着她,环顾四周,抱歉地微笑着。他的孩子正在犯病,他可能也很害怕,一边害怕,一边被四周的眼光伤害。

根据2015年对成都市新津区232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做的定量研究,越是自觉羞惭(“内化污名严重”)的患者,越是社会功能受损,越是症状严重。

一些精神疾病患者长期由家长照顾。这些家长习惯于负担病人的饮食起居,他们担忧“老之将至”,以后没人管自己的孩子;还有一部分病人有自己的子女,这些孩子过早地开始照顾家人,容易感到孤独,担心父母情绪不稳是自己的错。

钱月珍回忆,外孙沈壮图表现得像“厌学”之后的十多年里,她走遍附近的网吧寻他、去请教上过电视的教育专家,甚至托亲戚给他到外省找工作……

研究人员正在设计针对其他病种的“安全屋”,并已就这一干预手段的功用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结果是“安全屋”既可以帮助患者好转,也可以帮助全家了解疾病信息并获得好转的信念。

根据目前的《精神卫生法》,病人发病,只有家属有权强制送医,病人出院,也必须有家属来接。一旦家属选择“放弃”一个精神病人,他可能被“忘记”在医院里,也可能流浪街头,进入社会治理的盲点:一名从事流浪者救助的公益人士对我说,公安民警和民政部门会在街头巡逻中遇到一些人,交谈几句发现思维紊乱不清,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愿意接受帮助,但看上去他又不能照顾好自己。

家人已经认命,把壮壮当作长不大的孩子,允许他没有工作、不做家务,他想要钱就给。他们给他买新手机。他摔碎屏幕的旧手机给钱月珍继续用。

yb体育手机网页版因此,他们躲得更深了。家庭要付出闭门照护的代价,医生要更凑近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澎湃新闻记者在梳理资料时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病人尚能被社区、家庭接纳,甚至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后来的病人则被视为失去了劳动能力,整日困守在家、病情加重,家庭也被拖入贫病交加的境地。

这个社会组织也面临这一类事业常见的窘境:搞科普讲座、家属互相支持的活动,总在讨论海报张挂在哪儿,怕它过于显眼,患者及家属不敢来。

李坤梅表示,社会工作者介入一个这样的家庭,第一步是做心理健康教育,让这个家庭认识和理解疾病和症状,减轻家庭成员的内疚和对他人的责备。然后聚焦于家庭的核心问题,帮助家庭树立边界和规则,比如:明确家庭中禁止任何形式的攻击和暴力行为。

2004年,我国启动“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当时国家财政投入68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因此该项目的简称是“686”项目。该项目创建的一些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沿用至今——基层医疗机构有负责精防的工作人员,像李志、马建一样,走访患者家庭并与当地基层自治组织、民警、民政等部门加以联络。

严重的精神疾病会伤害人脑一部分功能。想要好转,除了打针吃药,应该维持一些与社会的互动,让受损的功能慢慢恢复,或找到替代办法——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张英诚形容,就像一个人腿断了、瘸了,要坚持做康复训练,原理上是一致的。

“他是我的责任,(除了我)没人接受他。” 钱月珍总是不等疗程结束,就把外孙接回来,怕他受苦。(详见《房间里的精神病人①  照护者为何不愿打开家门?)

一些常人眼中言语混乱、举止怪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张英诚的眼里像孩子——受到神经功能退行影响,他们控制不住脾气、重复做同一件事,就像是回到了一两岁,刚会走路,手脚不太协调,容易被一个念头控制住,拽起飞跑。

该院的医生管丽丽表示,不同病人的特点不一样,比如有一些可能在特定的季节容易发病,有些在病情波动早期先出现睡眠改变、情绪烦躁等症状,它需要包括患者本人在内的家庭花一些心思,一起回忆对抗疾病的过往。

北大六院的马弘医生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一起设计过12页叫作“安全屋”的挂历形式印刷材料, 核心的页面画着一间屋子,中间是基于经过科学论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风险评分量表,屋顶上留出空,由患者家庭自己补充记录特定患者独有的复发征兆。

房屋左侧是一首介绍“安全屋”的打油诗,右侧是一个温度计形状的计数器,指针能上下移动,帮助患者家庭根据每个月的患者对量表测评的情况做出判断:指针指到1要检查服药情况,指到2要根据尾页二维码链接的指导视频进行一个压力舒缓练习,指到3及以上或其他任何需要的情形,与社区或医院的医生联系,以寻求专业帮助。

目前,社会还普遍存在对精神疾病的偏见。李坤梅坦言,有一些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驻到社区,开展相对细致的个案管理。社工在社区中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和阻碍。

对于精神病人的照护者具体有哪些需求,国内目前只有点状的研究。北大六院曾在2019年至2020年之间组织一组调查,访问来自我国五地的181名严重精障患者子女,调查结果折射出了一个人的疾病可能影响到的方方面面:可能因为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母亲有精神病的孩子更担忧歧视、自己也有人际交往的问题,父亲有精神病的受访者更多提及经济窘迫。无论是父母哪一边患病,子女最需要的都是“应对疾病复发的方法”。

有英国学者采访20名有人际暴力记录的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在一篇题为《心理学框架理解法医学精神病人的人际暴力》的论文中记录病人的原话,让人得以窥见一部分精神病人的思维和表达。

比如,有一些患者需要送医的,社工和患者家庭找居委会干部协助,有时会遇到和稀泥:“他听上去思维很清楚(不用送医)。”社工个案管理的目标和社区基层管理的目标可能并不一致:社工期待能够帮助患者及家庭走向精神康复,而社区基层更“求稳”:期待不出事、不犯错。这是因为一旦出现服务对象病情不稳定或接到其他居民投诉、患者上访等情况,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也会承受很大压力。

北大六院是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的主体医院之一,对全国精神卫生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来自这个医院的破题方法,首先是信任病人家属的观察能力。

对钱月珍进行帮扶的基层医生马建说,在他工作的街道,有的病人家属不顾一切地看住有精神病的儿子,睡觉也用绳子把自己和儿子拴一块儿,要是儿子想打人,打的是她。有人不忍心把患病的父亲锁在家里,父亲总是走失不见,他开着车到处寻找,怕父亲遇到危险,也怕父亲伤害别人。

李坤梅分析,即便是处于疾病发作期的患者,社工和他们打交道时,也应当尽量地尊重他们,理解他们的情绪和痛苦。社工需要了解“创伤知情照护”的原则,被强制送医对患者来说是一次很痛苦的经历,在这过程中应避免造成患者的创伤。在危机的情形中,如患者与家人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社工也要遵守“生命至上”的原则,尽量避免伤害事故发生。

张英诚从另一个角度描述:受困于症状的病人,面对难以理解的世界,他要是今天扫了地,捡了几个瓶子、换一点钱,会恢复一些自信,觉得自己有力量。可是,要是他身边的人强调“他有病”,不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没有资格结婚。那么,一个孩童心性的人能怎么抵抗?多半是和大人打架。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锃表示,与一些类似的困境比较,比如家庭暴力的治理,有一些学者正在呼吁应当给予社工一些软性的权限,在父母激烈争吵时把孩子带走、不让孩子们持续待在恶劣的环境里。这种思路也可以供精神疾病的社会治理工作借鉴。

前述会议上,有医院社会工作部的人员提及,自己所在的医院推动家庭治疗,找社区干部询问,会遭遇伦理困境——医院打了电话,病人在社区就“暴露”了。有社区干部直接对医院的人说,等患者出院,他们要给把房子租给患者的房东施压,不让他继续租住此地,不想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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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体育手机网页版澎湃新闻10月29日晚间查询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网站时注意到,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包东红的信息已从“领导简介”栏目中撤下。

2018年,赵金云出任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年末,赵金云升任甘肃省副省长,负责民政、残疾人工作、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市场监督管理、体育、文史研究、地方史志等方面的工作。

他曾长期在甘肃工作,先后担任过敦煌市委书记,甘肃省物价局副局长,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甘肃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原甘肃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党委(联合党委)书记、副局长,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等,2020年调任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赵金云也长期在甘肃工作,先后担任过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地籍管理处主任科员、地籍管理处副处长、耕地保护处副处长、建设用地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2011年任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厅长级),2015年任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正厅长级)。

FAQ

婴幼儿托育服务事关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幸福。《若干措施》提出了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等。

文化支持。2023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宣传部等14部门部署开展生育友好宣传教育。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生育友好、普惠托育服务等主题宣传活动。民政部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石智雷认为,《若干措施》将生育权益作为重要考量,设身处地为居民着想,确保育龄群体“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好”“养得起”。

专家认为,《若干措施》着眼于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充分考虑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形成系列综合性支持政策。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说,《若干措施》提出,“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镇痛技术的实施,有助于消除“想生不敢生”的顾虑;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报销,有助于缓解不孕不育人群的经济困扰,满足家庭的生育意愿。这些措施既着力解决“不愿生”“不想生”的问题,也着力解决“不敢生”“不能生”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

经济支持。国家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将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20多个省份按程序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说,当前我国托育服务以民办机构为主,提高公办托育机构在服务供给体系中的占比,是提高托育服务普惠性、可及性的重要举措。在建设公办托育服务网络中,既需要做好公办机构点位布局的规划工作,发挥公办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也需要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普惠、多元、优质托育服务,确保服务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石人炳说,《若干措施》将“生友好”与“育友好”结合,重点实现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目标;将“全人群友好”与“全生命周期友好”结合,关注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人口,要求做好未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将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等人生阶段有序衔接。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社区各类资源,发挥贴近居民的服务优势,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用房场地,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史毅认为,送托距离是影响婴幼儿家庭接受托育服务的重要因素。通过丰富服务类型和模式提高托育服务的方便性和可及性,是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空间资源不足是制约社区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因素,需要结合城市更新工作加快补齐托育服务设施短板。在已建成的居住区,要统筹社区各类资源,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用房场地;在新建居住区,要根据常住人口规模和实际需求,落实托育服务设施“四同步”要求。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提升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能的重要举措。《若干措施》在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休假制度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yb体育手机网页版着眼于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我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聚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服务支持。“十四五”规划将“千人口托位数4.5个”作为重要指标。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和支持政策。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和普惠托育专项行动。会同财政部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会同全国总工会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评选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会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开展托育职业技能竞赛。

《若干措施》提出,“科学规划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优化托育服务精准供给。”史毅认为,推动部分有条件和需求的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既有助于提高既有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普惠托育服务需求。发展托幼一体服务需要充分尊重儿童早期发展规律,做好幼儿园托育师资培训和适儿化改造,将幼儿园托班统一纳入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和综合监管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凡认为,《若干措施》聚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例如,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回应“不好生、不好带”的问题,使家庭在生育、养育两个阶段都能获得服务和支持;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回应“养不起”的问题,努力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措施,回应“不想生”的问题,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说,《若干措施》用整体性思维全面推进生育支持和生育友好政策体系建设,旨在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为生育和养育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时间支持。各省(区、市)普遍延长产假至158天及以上,超半数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不低于158天。各地均设立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5—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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