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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花时，奶奶先用红色棍子将头发整齐地盘在后脑勺，接着用一把银梳般的小卡子固定住头发；随后，挑选明黄色的小花，在发髻前簪成一排；最后，从前往后，层层叠叠地簪上了两三层不同色彩的花朵，由小至大，错落有致。

江南大学数字科技与创意设计学院教授张毅认为，当簪花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时尚时，不必过于拘泥其形式、色彩，“它应随着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而变化，让他们自由地表达，才能流传得更加广泛，更好地传承发展簪花技艺”。

同样被“今世簪花，来世漂亮”吸引的大三学生魏钰洋，在观看了一个旅行Vlog后，对蟳埔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视频中，作者清晨七八点抵达，游客稀少，村落岁月静好。作者还去菜市场购买了鲜花送给当地人，并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招待。这个博主的体验让魏钰洋十分向往。

对于当下非遗的种种变化，杨慧子保持乐观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她坚信，未来的非遗将会进一步细分，创造出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产品。她期待更多非遗项目能像簪花一样“走红”，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00后女孩苏娟今年2月前往蟳埔体验簪花，她发现，村子中有特色的拍摄地常被旅拍团队占据，导致照片中除了簪花的造型，其他的蟳埔元素几乎不存在。她感叹：“簪花虽美，但体会不到其文化内涵，似乎在哪儿都能拍。”

yyw193最新跳转接口簪花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形式也历经变迁。汉代女性已佩戴簪花于发髻，至唐朝，簪花成为潮流。宋朝时更是盛行，连男人也流行簪花。2008年，泉州蟳埔女的“簪花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邹心怡在游玩时也有一个新发现，蟳埔以妈祖庙为中心而建，这里不仅有簪花，还有形似贝壳的柯仔厝。她好奇簪花最初是用什么花制作的，也想知道这些房子独特造型的由来。她期待能有一个以簪花为切口的博物馆，介绍蟳埔，以及闽南地区的非遗项目和历史文化。

完成簪花后，邹心怡前往码头拍照，看到簪花的渔女在夕阳下劳作，与打卡拍照的女孩们形成鲜明对比。她深受触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是照片拍不出来的震撼。”

“我提前做好功课，早上9点开始排队，直到中午12点才轮到；簪花时，妆造师并不是一朵朵精心簪上，而是直接戴上了预先簪好的发箍；妆容也过于浮夸……”单资涵对此颇为不满，感觉整个流程是“流水线”，缺乏个性化服务和文化体验。

“比起空谈情怀，我更期待大家发自内心地传承非遗。”杨慧子直言，“传承人的物质保障是关键，只有物质生活跟上了，才会有更多年轻人投身非遗，传承祖辈的技艺，推动当下的发展。”

张毅还举了一个例子，国家级非遗项目云锦若是运用传统制作方法，妆花等高档云锦面料每天仅能织造一到两厘米，但随着计算机技术与自动化设备的应用，电脑大提花织机使得一天内能织出数百米甚至千米以上的宽门幅仿云锦工艺面料，极大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让普通人能够穿上过去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的美丽织锦。

去年“十一”假期，25岁的旅行达人邹心怡没做攻略，凭着“眼缘”走进一家蟳埔的簪花小店。门口慈祥老奶奶的微笑吸引了她，店内环境整洁，飘着一股皂液的香气。邹心怡提前了解过簪花的传统搭配，因此她要求奶奶为她挑选大裾衫、阔腿裤的簪花造型。

今年4月，在扬州上大学的单资涵趁着周末到苏州游玩，并在当地一家写真馆尝试了心仪已久的簪花。她说，自己对簪花一直很感兴趣，但由于泉州较远，便选择了苏州的写真馆。然而，这次体验却让她感到失望。

今年，杨慧子的两名学生将传统绒花、花丝镶嵌工艺与当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了一系列精美的耳环、项链、戒指等首饰。最近正值毕业季，学生们在校园拍毕业照时，很多人将花朵簪在学士帽上，创意十足。于是，杨慧子与学生们探讨后，也将绒花首饰化身为“簪花”，“簪”在学士帽上，“这种创新方式正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自2015年起，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从2021年起更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谈及非遗商业化，张毅建议簪花等非遗项目可采用DIY形式，让游客亲自动手，在亲手实践中深入理解非遗项目及其文化内涵。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各种旅游项目方兴未艾，对于非遗项目的观察和理解往往浮于表面。张毅鼓励对非遗有兴趣的年轻人，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钻研，“只要投入足够，非遗的美好自然会显现”。

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无锡精微绣)的代表性传承人赵红育曾说：“对传承人来说，首先是生活。”从传承人的角度，非遗项目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并成为当代的生活方式。

据抖音发布的《2024非遗数据报告》，国家级非遗相关视频分享量激增36%，其中，簪花打卡视频的增速高达55倍，位列第二。

最终，魏钰洋选择了一家簪花店，用红色旗袍搭配红色系簪花。她将等待簪花的过程比作网红饭店的“排队取号”，由于她所需的簪花数量不多，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便完成。“簪花更多成为游客的观赏对象，而非能够深入参与的民俗体验。簪花变为一件流行的装饰品，其文化内涵似乎逐渐被边缘化。”

她也坦言，非遗具有流变性，在流行的过程中产生变化在所难免。但有关非遗的传播，只要传递的是正能量，不违背公序良俗，大多还是值得鼓励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些“偏离航向”的瑕疵，可以提出改正的建议，不应一味打击，更不要有“鄙视链”心态，“我们应包容变化，促进交融，接纳各种可能性”。

然而，当她真正走进蟳埔村时，发现现实与想象有所出入。整条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20来家簪花店和写真馆，招揽客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今年5月前往蟳埔的余周颖深有同感：“写真馆大多不是本地人开的，但本地传统的簪花店选择有限，只有写真馆的种类多样，还能根据网上的图片一比一‘还原’造型。”

“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制作成本小、价格低的文创产品。如此既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又能有效传播文化。”张毅说。比如，在乌镇，随处可见的机印“蓝印花布”头巾，仅需5到10元，而在传统工艺下，35厘米见方的小小蓝印花布头巾，成本就要数十元。

回程路上，邹心怡遇到一位当地伯伯。“那位伯伯感叹，现在愿意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人已不多见，大多只是逮着村口的石头打卡拍照。这让我意识到很多当地村民都希望非遗背后的文化能被更多人看到。”

在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杨慧子看来，非遗保护具有“整体性”原则，其发源地是重要的，但某个非遗项目成为“爆款”也是难得的机遇，它能像种子一样扩大非遗传承范围，并助推其传播，“那些因为喜欢簪花而在异地体验的人，或许有一天会前往蟳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