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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指出，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是经济与社会的深度交融。帕米尔高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态势，是西域经济向东融合的重要因素。西域与中原的经济结构互补共生，正因为古代西域与中原大市场实现了高度连接，才使西域具备沟通欧亚大陆的能力。西域与中原先民在共同开辟的这条古丝路上兴起了一座座贸易城市，喀什正是其中耀眼明珠。数千年里，来自东西南北的各族人民通过迁移、屯垦、商贸、通婚等方式，穿梭于戈壁风沙与大漠孤烟，你来我往、我去你来，最终形成新疆各民族共存共生局面。新疆与中原最终同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正是以上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提到，国际上有一种不真实的叙事，将新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但大量的考古实证告诉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石器时期，源自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经甘青地区就已传至天山南北；玉是中国独特文化，象征着国家权力与礼乐典仪，而产自新疆的和田玉在中原的仰韶、龙山、齐家、殷墟等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两千年前汉朝对新疆行使管辖权之前，昆仑山西王母的神话就早已成为中国神话体系的核心之一 。新疆出土了汉、晋、 南北朝、唐、宋、元大量儒家文化遗存，如南疆楼兰古城、尼雅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诗经》《尚书》《春秋》《左传》《论语》 《礼记》《孝经》等儒学典籍残卷，更反映出中华文化在新疆开花结果的史实。前面所提到各方传入的文化之所以能在这里发展，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文化是人文主义，不是宗教文化，没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可以容纳多元宗教共存发展。越包容开放就越被各方认同，就越被珍惜维护，就使得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从不中断。

他指出，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也有相似经历。 一条路线是海上丝路到泉州， 另一条是陆上丝路到新疆并与佛教发生冲突，南疆佛教遗址中可见其痕迹。但最终结果是，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在明末清初时开始与儒家、道家乃至佛家哲学相融通，产生了“伊儒会通”思想。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译著家们特别强调“敬真主，忠国家”的思想，认为伊斯兰教“忠信孝友”与儒家伦理有相通之处。乌鲁木齐有个“陕西大寺”, 是清朝乾隆年间建的，体现了伊儒会通建筑风格。中国的伊儒会通精神与伊斯兰世界中的理性思维有共通之处，是协调国家与民族、教义与世俗关系的重要尝试。马来西亚刚刚召开了伊儒对话峰会，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说，“通过关注伊斯兰和儒教之间的交汇点，我们选择远离不和谐”，又说，“通过拥抱伊斯兰和儒教思想的智慧，我们可以努力创造一个不仅在技术上先进，还有在伦理上开明的未来”。伊儒会通精神仍在今天反哺新疆。

即嗨体育电脑版下载6月12日，“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古丝路名城新疆喀什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潘岳在致辞中表示。

致辞最后，潘岳表示，在座的专家们大都研究古老文明，古老文明体都蕴含着天然的多元，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多元寻找一体与团结。我们虽不见得完全认同彼此寻求一体的方式，但都衷心希望彼此都能获得团结凝聚的力量。共同追求，彼此借鉴，各自实现。作为多元文明交融荟萃之地，历史的新疆与未来的新疆，必会坚持多元一体道路，建设更加安全和谐的新疆；必会更好地发挥枢纽作用，联结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必会更好地发挥支撑作用，打造 “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必会更好地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以丰富发展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因此，新疆不仅仅是中国的新疆，也是世界的新疆。让历史、今天、未来的新疆走向世界，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参加本次论坛的有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埃及、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170多位专家学者。

对此，潘岳解释称，按照西方“多元主义”思路，多元和一体总是有些矛盾。但中国哲学总能使多元与一体、相互矛盾的事物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要的“儒释道合流”现象。原始佛教通过新疆刚传入中原时，其不事生产、不敬祖先、不孝父母、不敬王者的教义与中国的儒道思想产生了冲突。但最终结果是，佛教吸收了儒家的忠孝伦理，调和了因果轮回与父母孝悌的关系，吸收了道家的体悟方式，形成了中国化佛教。而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性理之学，形成了中国理学。今天，儒释道三家并没有变成一家，体现的是哲学的多元；但三家思想又交融成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更大共同体，体现的是一体。多元融成一体，一体反哺多元，莫尔寺就是个好例子。在这座小小的遗址上，同时发现了印度犍陀罗式方形佛塔，中亚和新疆本土的回字形佛殿， 以及汉传佛教的大佛殿建筑。前后跨越700年，体现的是早期印度佛教在塔里木盆地演化成西域特色佛教而继续向东传入中原，而几百年后的中国化佛教又回过头来反哺西域，在它最初进入中国的地方修建了汉传佛寺。

潘岳接着说，国际上还有一种违背事实的叙事体系，把新疆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描述成“被同化”。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西域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也同是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者。例如，中国著名农书《农桑撮要》是高昌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所著；汉传佛教的《金刚经》等多部典籍，是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翻译，他创造的“慈悲”、“世界”、“觉悟”、 “苦海”、“爱河”等词汇成为今天汉语中的常用词；元代畏兀儿人廉希宪是忽必烈的宰相兼儒学大师，力推中华文化，今天北京高校云集的魏公村，就是以廉希宪的魏国公封号命名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代代相承。元朝取代了宋朝却为宋修史，明朝取代了元朝却为元修史，清朝取代了明朝却为明修史，在元朝推动恢复科举制、为宋修史的康里巎巎也是西域蒙古族人。中华文化共同体是由包括西域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

“不管是佛教进入中国，还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都经历了碰撞融合，都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潘岳表示，这种碰撞融合，不是为了消灭彼此，而是为了提升彼此，交融出更先进的文明。新疆故事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他提出，世界上凡关心中国的政治家与学者们都应当了解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新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连续性相结合，决定了中国道路蕴含着从未中断的文明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创新性相结合，决定了“结合”不是复古，而是开启新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相结合，决定了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包容性相结合，决定了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和平性相结合，决定了中华文明始终追求美美与共和平共赢。一个数千年基本没发生宗教战争的中国，一个数千年从不搞殖民扩张与文化强制输出的中国，其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经验也许能为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的民族宗教冲突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