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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不如一见。我们要鼓励更多非洲青年走进和了解中国，更多中国青年前往非洲国家，培养更多非洲的“中国通”和中国的“非洲通”。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正在举行，我期待青年能够为非中民心相通发挥更大作用，增进彼此的包容与理解，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够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完)

杨志明则强调了数智赋能的重要性。他认为，乡村振兴中即使有好的品牌，没有数智赋能，创新力、影响力、传播力也会受到影响。要发展数字农业，以数字化提高农产品发展的竞争力。

求学期间，我与中国朋友于2019年共同创立了中非青年联合会。其实，2018年我们就已开始活动，那一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办，我们注意到青年能够为中非合作作出更大贡献。当时，我们看到双方青年之间还缺少长期性的交流机制，希望创办中非青年联合会这一平台，以此作为桥梁，凝聚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洲青年以及在非洲国家的中国青年，通过举办各种交流活动，加强彼此了解，推动非中友谊。我们会定期举办“非洲角”“中国角”活动，邀请非洲青年介绍自己家乡的真实情况，或请在非洲生活过的中国青年分享经历，打破其中的刻板印象。此外，我在中国山西、河南、宁夏、新疆等地几十个乡村调研过，也会把学到的经验分享给其他非洲青年。

门杜：我当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官，起初到德国留学也是想走出去看看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汲取和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为喀麦隆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当我2013年大学毕业从德国回到喀麦隆时，观察到很多基础设施项目是由中国投资建设的，便开始对中国产生好奇，想更多了解这个国家，于是报名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的课程学习中文。2015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到学院，我有幸作为青年代表与他交谈。他建议我到中国留学，对中国社会作更深入了解。我便报考了北京大学，想更系统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是如何发展的。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尹成杰认为，清远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基础，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构建的产业体系。

门杜：中国式现代化对非洲国家的现代化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表明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启示我们非洲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模式去发展，而是需要更多了解自身情况，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中国发展理念的可取之处在于不仅是努力发展自己，而且也在呼吁全球团结与合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正如非洲有句俗语，“独行快，众行远”，我认为中国将这种理念落实到了行动。

据介绍，清远市近年来通过打造五大百亿产业、实施乡村小微企业创新发展项目、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强化联农带农等多方面举措，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门杜：地方不同肯定感受也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也感受到了共同点。其一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当时对很多地方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感到好奇，一位村干部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三篇”——当年毛主席撰写的三篇经典文献《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我在一个村不是只待一两天，而是一两个月和村民们住在一起，我会跟着村干部走访“五保户”，挨家挨户了解家庭情况，包括经济状况、孩子上学、老人身体健康等情况。我发现村干部问得很仔细，哪怕是很细微的信息他都掌握，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很多人谈到打造农业品牌往往考虑的是生产者的需要，当然生产者是需要的，但是首先是消费者需要，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面临众多产品，要买到正宗的、好的产品，非常重要的是靠品牌。”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强调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高度契合非洲发展的需求，与非盟《2063年议程》中的愿景和目标相符。如“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的连接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的亚吉铁路，我自己也坐过，铁路的开通明显促进了贸易往来。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坚持行动导向，对非洲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过去有很多针对非洲的倡议，但都只停留在纸面上，或是雷声大雨点小。全球发展倡议中提出的减贫、粮食安全、绿色发展、抗疫和疫苗、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恰好是非洲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痛点。除了发展，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这些也都是非洲所需要的。

门杜(Joseph Olivier Mendo’o)，中非民间商会国际交流部执行主任、非洲青年驻华代表团团长、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曾担任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主席。门杜由于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入选2023年联合国100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非洲后裔名人榜。近日，清远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共同主办了第五届乡村振兴发展大会暨清远“土特产”推介招商会，大会主题为“深化改革创新 激发乡村动力”，与会嘉宾围绕大会主题，并结合清远市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展开探讨。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在各地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就是以村为基本单位，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来发展产品和产业。比如，江西易家河新村通过柑橘产业致富，山西沙壕村靠非遗剪纸艺术脱贫。当我回到喀麦隆告诉人们中国有地方靠剪纸脱贫，没有人相信。在非洲，很多人认为脱贫致富需要投资巨大的项目才能实现，却忽略了小的方面。我想到非洲也有很多特色，比如木雕也可以纳入非洲的减贫项目。

三是对口帮扶政策。我在宁夏时，发现有很多福建商人，了解到中国有这种先富帮后富的机制。在新疆，更是发现对口帮扶不仅在省份或城市之间，也存在于学校之间，比如北京大学就是对口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学。非洲很多国家存在贫富差距问题，这种对口帮扶政策对我们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澳门正规游戏平台2016年，23岁的喀麦隆青年门杜(Joseph Olivier Mendo’o)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研究生。在华八年，他的足迹遍及中国数十个乡村。作为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始人、非洲青年驻华代表团团长，他致力于增进中非青年彼此了解，加强友谊与合作。近日，门杜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他观察到的中国发展经验以及对如何发挥青年力量深化中非合作的思考。

柯炳生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主要涵盖一些原产品或者初级加工产品，要打造一个品牌，一定要有龙头企业的带动，但单一的企业很难打造出区域公用品牌，所以要靠地方政府帮助打造。

门杜：非洲25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非洲与中国的合作离不开青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青年海外留学第二大目的地，这么多非洲青年来到中国学习，我相信能够促进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以及改善舆论环境。非洲国家和中国的交往故事必须由自己来书写，在信息化时代，青年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可以加强和深化媒体合作，用具有贴近性的本土化叙事讲述非中友谊故事，通过联合制作、合作播出等方式增强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