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中,受访者觉得“高价彩礼”主要与攀比心理(52.5%)、各地风俗(51.3%)、传统观念(51.2%)有关,其他还有拜金主义(50.4%),城乡差距、资源分配不均(48.4%),当地人口性别比失衡(25.8%)等。
“两个人的性格是否合拍也很重要。在相处中能否真正为对方考虑,还是总是某个人让步、妥协,另一个人一直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王刚认为,这些考量比彩礼更重要。
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高价彩礼”之风盛行,违背了彩礼的初衷,带来诸多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进行深度治理。诚然,移风易俗不是易事,但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从制定指导意见、完善工作方案,到发布典型案例、出台司法解释,“高价彩礼”这匹野马,正一步步被套上法治的缰绳。在依法治理的同时,有的放矢树新风,持之以恒化新俗,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调查中,56.0%的受访者觉得彩礼在结婚过程中重要,是婚姻礼节不可或缺;27.8%的受访者觉得不重要,彩礼使婚姻门槛越来越高;16.2%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北京某高校00后研究生马辰认为,彩礼在结婚过程中很重要,是自古以来的礼节。彩礼数额应该在双方家长的协商下,由新人决定,支配方式也由新人决定。
王刚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不应该被彩礼金额所影响,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不应该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要考虑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双方意愿。
王刚觉得,年轻人更应该看重两个人的生活态度、观念是否一致。比如在消费观念上,有人看重品牌,有人在乎性价比,有人喜欢吃喝玩乐,有人注重精神享受,如果观念不一致,彼此是否可以互相包容。
彩礼多少合适?调查中,47.1%的受访者认为要根据双方经济条件而定,37.4%的受访者认为有个好彩头即可,不需要太高,6.4%的受访者认为应依据地方风俗而定,5.4%的受访者觉得“零彩礼”最好,2.3%的受访者不好说,仅1.5%的受访者觉得彩礼越多越好。
对于彩礼的看法,受访者主要受家人、亲戚(54.6%)和朋友、同学、同事(47.0%)的影响,其他还有邻居、老乡(41.4%)等,24.8%的受访者表示没人影响到自己。
“我有一个好朋友,老公从上学时就追她,追了好多年,最后终于走入婚姻。她对这段感情很自信,根本不在乎彩礼多少,都是男方家定,但是男方家反而不想让女孩子受委屈,各种礼数都非常周全。”戚霞觉得,一方面,女性要对即将走入的婚姻有信心,从整体上考量对方及家庭,不要太在乎细枝末节;另一方面,如果双方能平心静气地交流,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彩礼问题不会成为太大的困扰。
具体到治理层面,想要移风易俗,彻底遏制这股“高价彩礼”之风,自然并非易事。毕竟,“彩礼”具有民间风俗特性,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更为复杂的是,因为具体情形的不同,“彩礼”也不能一退了之。翻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虽然明确了“未办理结婚登记”等3种可返还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彩礼纠纷的解决原则。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大量未办理结婚登记却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活,以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较短等情况,同样需要“解扣”“破局”。
上述重大举措陆续出台的背景,是某些地方愈演愈烈的“天价彩礼”之风。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彩礼加码持续走高,已成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重要成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今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提到“近年来涉彩礼纠纷增多甚至引发恶性案件”。据统计,近5年来涉彩礼民事案件超2万起,彩礼金额可达人均收入的10倍;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占因彩礼引发的刑事案件的46.26%。
从历史观之,彩礼本无原罪,只是一种传统民俗。“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历代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中,送聘礼的“纳征”,就相当于现在的“彩礼”。客观而言,彩礼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人们应当正视的事实。但是,当彩礼过于沾染金钱和物质,甚至形成攀比之风,必然使其“礼”的属性不断弱化,而转化为纯粹的经济负担。这种变化,使传统婚俗逐渐背离了“宜其室家”的美好初衷,成了冲突矛盾的推手,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文明风尚的培塑弘扬。
北京某自媒体工作者吴优认为,彩礼可以根据当地的礼俗来定,如果男女双方风俗不同,就要互相商量。通常女方看重彩礼,主要是希望自己和父母能被重视,但对女方的尊重不一定体现在彩礼金额上,男方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让女方家感受到自己的诚意。
王刚表示,身边大部分人都不怎么看重彩礼,对于结婚,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婚礼在哪里办、去哪里度蜜月、婚纱照去哪里拍、谁来主要筹备婚礼等。“也有家长帮孩子作判断的情况,毕竟孩子没有那么多的阅历,但更多的是给一些参考意见,主意都是我们自己拿。”
彩礼怎么使用?调查中,48.6%的受访者支持女方以陪嫁形式返还小家庭,37.9%的受访者建议成为新娘的私人财产,11.7%的受访者认为可赠予女方父母等家庭成员。
治理“高价彩礼”,近来接连落棋有声。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明确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等等。
受访者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00后占22.3%,95后占22.7%,90后占33.4%,85后占12.6%,80后占9.0%。一线城市的占30.2%,二线城市的占39.0%,三四线城市的占22.0%,县城的占4.6%,农村的占4.2%。
吴优说,相比于彩礼的金额,自己更看重有意义的物品。“有同事结婚时收到了婆婆送的镯子,是新郎的奶奶传下来的,同事打算以后再传给下一代。我觉得这样的礼物就非常有意义。”
“大部分地区在谈婚论嫁时还是有彩礼这个习俗的,具体数额可以双方协商,如果女方比较看重,男方也应该重视。”南京某公司95后已婚员工王刚认为,彩礼也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情况,如果男方经济情况不太好,女方也真心准备两个人走下去,那就要考虑对方的情况,毕竟彩礼只是婚姻中的一部分,两个人都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蔡磊说,伴随两性关系的平等,彩礼对女方家庭的补偿功能更多地转化为对新婚夫妻的资助功能,但过于看重彩礼的数额,让一些家庭因彩礼跌入困顿甚至影响正常婚嫁。
北京某高校00后研究生马辰觉得年轻人面对婚姻时,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不应该被彩礼的数目羁绊。年轻人在接受彩礼习俗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彩礼的礼仪之义,认真思考彩礼的用途,让它成为情感升温的催化剂。马辰觉得,彩礼比较好的使用方式是返还一部分或全部给小家庭。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彩礼数额不断走高,加重了年轻人婚恋负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1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0%的受访者觉得彩礼在结婚过程中重要,是婚姻礼节不可或缺的。治理“高价彩礼”,60.5%的受访者希望全社会形成文明嫁娶的新风尚,59.3%的受访者建议推行扎实的成人礼教育,帮青年树立健康的婚恋观、人生观。
王刚认为,治理“高价彩礼”要引导青年扭转观念。同时,男女双方可以在彩礼之外,多创造些仪式感,比如一起旅游,做一些印象更深刻的事情。
马辰认为,遏制“高价彩礼”需要从年轻人开始转变观念,年轻人应该成为摒弃“高价彩礼”的践行者。当下一些年轻人崇尚简约的婚礼,省去了传统婚礼中一些繁琐的流程,反而乐在其中,真正享受了婚礼过程。
受访者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00后占22.3%,95后占22.7%,90后占33.4%,85后占12.6%,80后占9.0%。一线城市的占30.2%,二线城市的占39.0%,三四线城市的占22.0%,县城的占4.6%,农村的占4.2%。
“婚姻市场上性别结构失衡和女性资源的相对短缺,促使‘高价彩礼’成为婚姻市场中的优势竞争资源,进而不断推升彩礼价格。”蔡磊说,女性地位的提升和育儿观念的转变使得养育女性的成本增加,为偿还女方养育成本而支付的彩礼也随之增长。此外,年轻人闲暇时间短缺,造成相亲的恋爱模式流行,催生功利的婚恋态度,“高价彩礼”进而被追捧。
受访者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00后占22.3%,95后占22.7%,90后占33.4%,85后占12.6%,80后占9.0%。一线城市的占30.2%,二线城市的占39.0%,三四线城市的占22.0%,县城的占4.6%,农村的占4.2%。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蔡磊介绍,彩礼在古代被称为聘礼、聘金,指在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的财物。“传统社会的聘礼本质上是一种婚姻礼仪,象征婚姻关系的确立,宣告婚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体现了男方对婚姻的重视和承诺,也蕴含了对婚姻的美好期许。现在一些人过于重视彩礼的经济功能,导致彩礼数额越来越高,也使攀比之风日渐盛行,不少年轻人乃至其父母已不太懂得彩礼应有的礼仪意义和吉祥寓意”。
治理“高价彩礼”,60.5%的受访者希望全社会形成文明嫁娶的新风尚,59.3%的受访者建议推行扎实的成人礼教育,帮青年树立健康的婚恋观、人生观,55.9%的受访者建议宣传男女平等,转变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44.7%的受访者建议专项治理“高价彩礼”等社会问题,33.4%的受访者建议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31.9%的受访者建议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如果一方坚持一定要多少彩礼,另一方认为彩礼没那么重要,说明双方的观念并不相合。如果双方都看重这段关系,应该深入交流,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互相做出让步。”南京某公司95后已婚员工王刚说,如果即将步入婚姻的两人因彩礼产生矛盾,应该先协商。
王刚认为,数额过高的彩礼是一种陋习,应该摒弃。彩礼应该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成为小家庭的起步资金,支持婚后的生活。如果彩礼数额过高,就变成了整个家庭的负担。
90后戚霞与男友的家乡相隔较远,双方家长没有太多机会见面,他们就在双方家长见面前做了很多工作。“我先问了家人彩礼的情况,妈妈依照本地习俗跟我说了一个数目,这个在本地属于中等水平,我也事先打听了男朋友家乡的情况,感觉这个数目与男友家乡的情况出入不大,之后才跟男友聊,然后让男友跟他的父母商量。果然之后在彩礼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矛盾,双方父母见面时,他们家直接带着彩礼来了,我父母也没有异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彩礼数目也逐渐升高。从20世纪90年代的几百元,到现在的数万元、数十万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超高价彩礼,这失去了彩礼原本的意义,变成一种攀比,甚至是单方面索要。”马辰认为每个家庭的经济实力不同,一味攀比,最后因彩礼弄得两人不愉快,甚至分手,就很不值当了。
调查中,65.3%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因彩礼产生矛盾的情况,其中19.1%的受访者表示有很多。28.2%的受访者觉得周围人基本能在彩礼问题上协商一致,很少产生矛盾,6.5%的受访者不清楚。
王刚觉得目前存在的“高价彩礼”是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彩礼有较长的历史,现在又衍生出经济需求,治理“高价彩礼”,强制要求可能未必有效,需尽量宣传“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案例,引导有影响力的家庭带头,同时发挥影视剧、文艺作品、短视频等的影响力,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用贴近大家生活的方式循循善诱,帮助大家转变观念。
王刚说,在某些地方,彩礼越高说明女性越受重视或地位越高,“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地位、被男方重视的程度,不能仅通过彩礼体现。每个人的经济情况有差别,女方应该综合考量男方,不能单看彩礼,也不应该互相攀比彩礼”。
蔡磊认为,年轻人对彩礼的意义和价值应有理性认识,应充分认识到彩礼的礼仪功能、文化意义,将其看成是对婚姻的郑重承诺和美好祝福,弱化彩礼的经济补偿和资助价值。彩礼的价格和婚姻的幸福并不成正比,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婚前准备是学习经营婚姻的知识和技巧,培养幸福生活的能力,而不是单一地追求“高价彩礼”。要根据双方家庭实际情况来议定彩礼价格,不能盲目攀比。
吴优说,很多时候女方不是不能接受低彩礼,而是不能接受男方谈彩礼时的态度,不能因为女方不在乎彩礼就受到男方的慢待,“如果双方能始终和和气气地商量,让女方看到男方的诚意和尊重,彩礼多少并不重要”。
近年来,随着彩礼数额的走高,一些情侣因“高价彩礼”引发矛盾,最后分道扬镳。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1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5.3%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因彩礼产生矛盾的情况,其中19.1%的受访者表示这种情况很多。
“我跟男友在婚恋问题上基本能自己做主,父母都很尊重我们的意愿。在谈婚论嫁阶段,我就希望双方能平和地沟通,理解和尊重对方。”北京某自媒体工作者吴优觉得,一旦男女双方在彩礼问题上讨价还价,就会引发一系列矛盾,即便没有谈崩,也会影响两家人的相处。
五分赛车app官网适婚男女谈婚论嫁时,“彩礼”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彩礼多少合适?彩礼怎么使用?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1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1%的受访者认为彩礼要根据双方经济条件而定,37.4%的受访者认为有个好彩头即可,48.6%的受访者支持女方将彩礼以陪嫁形式返还小家庭。
“改变观念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如果只有少数人强调‘低彩礼’,现实中会受到比较大的阻力。当身边越来越多人都不再看重彩礼的金额时,个体也更容易在生活中践行文明婚俗。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马辰说。
蔡磊说,彩礼作为一项传统婚姻习俗,本质含义是对婚姻的庄严承诺,如果完全取消彩礼,很难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体现这一意义。而且现在不少女方家庭将彩礼看成是自身尊严和价值的象征,也很难让他们接受“零彩礼”的婚姻形式。他认为,为彩礼价格制定上限,推行“低彩礼”或许更为切实可行,而且“低彩礼”在很多地方已取得成效,应加大宣传和推广,营造良好健康的婚礼风尚。同时努力挖掘和宣传传统彩礼的礼仪内涵,倡导用具有吉祥喜庆意味的传统民俗礼品来替代现金彩礼,让彩礼回归“礼仪”之用。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从立法出发,结合实际开出“药方”。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审视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以及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不仅申明了严禁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更充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充分考虑彩礼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为各级司法机关提供了治理“蓝本”,有利于在法律轨道上化解因彩礼引发的矛盾纠纷,驱散萦绕在彩礼上的逐利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