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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少高校也在进行相关探索。比如，清华大学以“千亿参数多模态大模型GLM”为平台与技术基座，研发出多个AI助教系统，这些系统不仅能够提供24小时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智能评估和反馈，还能辅助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激发学习灵感。“这些可以作为一些高校本科教学的发展方向。”田蒙奎说。

蔡渊迪在文章中称，因其所负责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一)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学三门课程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被要求就此问题作解释说明并提供整改方案。

卢晓东认为，做好本科教育是“长链条”的工作。高校控制学生及格率，很可能导致教师“放水”，进而导致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如果从长时间段来看，反而不利于学校招生工作。

他在文中强调：“对于教学的‘认真’，不是我的主观意愿，是天性使然，不得不然。我实在是个对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的人，人活下去是要尊严的，我的‘认真’只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尊严。”

究其原因，传统的教学模式可能是学生不爱上课的原因之一。文双春发现，有一部分学科还在使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前的教材，大学本科的教学模式也是一直在使用“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这种模式自工业时代沿袭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文双春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仅姜红所在的学校有选课“红黑榜”，类似的榜单在很多大学存在：课程轻松、给分好的列为“红榜”，课程困难、给分差的列为“黑榜”。每到选课时，“红榜”老师的课程总是供不应求，而“黑榜”老师的课却少人问津，甚至有些课程因为选课人数太少而取消。

文双春也会与学生定期举行“院长午餐会”，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一次午餐会上，一名学生提出：“不上课，但通过考试可否得到学分？”

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开展2019年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社会实践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提出，推动教师全员参与课程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和模式创新，打造“金课”、淘汰“水课”。

“高校教师的考核方式也应该更灵活。‘一张卷子定生死’并不可取，考核方式可以采取多元化的形式，加强课题化的考核，做到考察面丰富、全面。”田蒙奎建议。

对于学生，文双春建议学生积极进入课堂外的“开发区”。多数情况下，高校的课程并不紧张，在空余时间，学生可以把精力放在科研、体育运动、社会实践等方面，多进实验室、进课题组、进操场，这些经历反而对本科生未来职业成功更有意义。

2019年，浙大城市学院官网发布了《喜口出惊人之语，更注重教学扎硬寨、打死仗——传媒分院蔡渊迪老师侧记》，其中，蔡老师就被评价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事实上，严格教学的例子不一而足：不少高校都会有几个“刺头”教师——期末考试及格率偏低，学生叫苦连连。任课教师却表示：“难道认真也是一种错？”

在教育和心理学领域，学生的成绩分布通常被认为是正态分布的，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成绩特别高或特别低的学生数量较少。“就像一个枣核，中间大，两头小。”一名高校教师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对此的争论长期存在。在不少高校用学生成绩合格率来提高教学管理效率的同时，如何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带来的其他问题，让任课教师真教课，学生学到真东西，教学质量真正提高？

按照这篇文章的描述，蔡渊迪上课时几乎不用PPT，坚持“拼命备课”，其课程内容常讲常新，甚至吸引学生第二轮、第三轮来上他的课。2015年进入浙大城市学院工作以来，他包揽了传媒分院所有的教学质量奖，其中4次一等奖、两次二等奖。每学期期末，学生对蔡老师的评分在中文系总是靠前。

“这是一位好老师”，对于蔡渊迪严格执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非常认同：只有严格执教，学校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名学生表示自己是代表所有转专业学生提问的，因为他们转入新专业后，必须补修几门课程，但有些课程的上课时间与现有课程的上课时间冲突。如果不上课但能通过考试获得学分，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但是教学方式的创新并不容易。”文双春说。教学方式有很多种，学生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每个人对于教学的看法也并不一样，这导致教学方式上很难达成一致。因此，教育者往往以自己受教育的方式进行教学，继承传统是最不容易遭诟病的方式。

在多数高校课堂上，教师真想教，学生真想学。但是在一些课堂，合格率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紧箍咒”——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以至于一些“水课”当道？

“虽然高校本科教育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总体还是走在教育强国的路上，高等教育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高等教育一定会越来越好。”田蒙奎说。

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表示要提高本科专业建设与学生全面发展的适配度，将以人工智能赋能专业内涵建设，有针对性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各专业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b体育app官方姜红(化名)是某知名高校的大四学生，作为过来人，她说，学校选课“红黑榜”榜单上被“高赞”的是类似“某某老师的太极拳课程很轻松，红榜！”的“干货”。也会有校园新人的“从善如流”：“我这就选上！”

同时不少高校学生希望把更多时间花费在课堂之外。2022年，黄雅丽(化名)从浙江一所高校的工业设计专业毕业。毕业后，她的同学很少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而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花钱报课外班，深入学习工业设计。“如果只学习课上的内容，那么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因此，不少类似的同学也希望校内课程较为简单，以便能够节省更多时间。

在高等教育领域，对课程成绩进行监控并设定合格率的做法并非个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高校均设有针对学生成绩分布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通常不仅限于合格率，还涵盖了对优秀率的控制。

贵州大学评估中心主任田蒙奎表示，部分高校教师会过于侧重科研轻教学。“年轻教师的晋升大部分与科研成果有关”，田蒙奎介绍，即便花费大量精力专注教学，对于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评奖评优以及职称的晋升益处较少。并且部分高校对于科研考核指标明确、数量很多，而对于教学考核的指标较少。

湖南大学微电子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院长文双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部分高校的课堂上，学生即使进了课堂，教师在讲课，学生在低头看手机，屏幕上的PPT很难受到关注。但这不意味着学生不爱学习——有些学生在课上通过手机在某视频平台上网课，他们认为“上网课”要比课堂上的学习效率高。

文双春用网上购物作比喻，在网络和人工智能时代，学生的学习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他们想要学习的东西，从而更容易实现因材施教。大学教师也需要转型，发挥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从一个教育者变成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和引导者。

改变现状就需要改革教学考核。卢晓东建议，高校考核方式可以由百分制改为等第制。百分制将学生成绩按照100分来划分，等第制则以4分制为基础进行绩点排序。百分制容易引导学生过分追求分数，分数的提高需要多次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造力很容易被磨灭。百分制的试题有标准答案，错误会被扣分，可能会形成对错误的恐惧心理。百分制向等第制转变，使考试成绩模糊地表示出来，这可以避免对创造性的损害，对于保护潜在创新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未来高校考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卢晓东说。

文双春认为，在网络和人工智能时代，有网课、线上授课等渠道，学生可以在学习上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包括学什么、怎么学、跟谁学、在哪学、什么时候学等方面。大学不应该限制学生一定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相同的教育。

田蒙奎认为，高校教师的教学方法应该更灵活。在高等教育里面的信息化技术应用是相对薄弱的，在教学中，很多大学教师对于信息化技术的使用仅限于PPT，而某些一流高校已经在课堂中融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化等技术。

“现在社会对大学生的引导也有一些偏差。”田蒙奎表示，现在部分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点在于是否实用，是否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评价集中在保研、考研和找工作上，故而这也成为很多大学生的首要目标，“所以学生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更容易达成目标的课堂上，而在那些‘没用’的课堂上吝啬时间”。

比如，在《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习纪律管理规定》第四章中就明确规定：教师应按照评分标准科学、公正地评阅试卷，合理控制试题难易程度和成绩分布。在各门课程最后确定的总成绩中，优秀(85分以上)率一般不应超过30%，不及格(60分以下)率一般不超过10%。优秀率超过40%或不及格率超过15%的课程成绩，须经院(系、所、中心)教学主管领导批准、教务部备案后方可登录。

这虽是个案，但个案的背后却是更多高校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教师的严格教学要求与学校教学管理“合格率”铁律“一刀切”之间的矛盾？